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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hoenixyang (phoenixyang@ustcbbs) 站內: CrossStrait
標題: [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2
時間: Thu Feb 5 23:57:40 2004
第二章 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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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毀于流民之手。中國共產党，起于貧瘠的農村，它將敗亡于農民問
題嗎？大寨道路，毛澤東設計的東方伊甸園。理想破滅与出路的艱險。最重要的問題是教
育農民。保甲制度的現代意義。民主与自由，鴆殺社會穩定的毒酒？
本世紀３０年代美國《華盛頓周刊》的一位著名評論員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無論你是
國會議員、金融家或將軍，甚至你是美國總統，只要你到中國中西部的農村去走一趟，認
識了那里的農民，那么你將立即成為中國共產党的擁戴者和信徒。
這位評論家并沒有危言聳听。３０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歐及北美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幫
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去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后來，他們几乎全部皈依了馬克思創立的宗教，
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國共產党党員。
中國共產党在取得政權以后犯過一系列錯誤，但是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把它的貧困的農
村和衣衫襤褸的農民包藏起來，不使外界一窺廬山真面目。這或許出于中國人傳統的家丑
不外揚的虛偽，或許出于共產党之報喜不報憂的浮夸自尊，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是中國共
產党喪失了獲得國際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會。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你根本無法理解中國
共產党的政策和苦衷。
一、 農民決定了中國現代政党的成敗
直到今天，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專家們仍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不解：毛澤東何以能夠
統領那支孤立無援的弱小的共產党隊伍打敗比它強大得多的對手──蔣介石領導的執政的
國民党？
無論從各方面的條件去分析，蔣和國民党都要強大得多，根本沒有失敗的必然性依据
。首先，蔣是正統的國家元首，在宗法意識濃烈的中國他獲得了國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認，
而共產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義語；其次，國民党的創始人孫中
山博士是以近代資本主義色彩強烈的“三民主義”作為党的宗旨，從社會發展階段的适應
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義遠比空洞的共產主義理想更切合實際；再次，蔣及國民党獲得了
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產党卻完全孤立無援。最后，這兩個党
的物質打擊力量相差得如此懸殊，几乎不可能成為一場漂亮的決斗的對手。以蔣為統帥的
國家正規軍曾達到過８００万人的規模，這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是最龐大的一支國防軍。它
的共產党對手人數要少得多，且裝備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
自１９４５年秋季在蔣的統領下國共兩党聯合打敗日本人的入侵以后，兩党和兩支軍
隊就拉開架勢在東亞這塊遼闊的大陸上展開了一場爭奪全國政權的激戰。結果是盡人皆知
的，僅僅三年實踐，蔣先生就徹底被打敗了。他后來待著他的殘余軍隊逃到了台灣島。
這個結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帥在內的所有政治領袖們都目瞪口呆，但是，凡
是熟知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對此大惊小怪，因為在中國歷史上類似的奇跡或神話已經上演
過多次了。相比較而言，３５０年前的李自成將軍在軍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產党的胜利更
顯得輝煌。這位將軍率領中國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騎兵部隊僅僅用了几個月的時間就推翻了
有２５０年統治歷史的明王朝。
翻開中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歷代王朝無一例外地都毀于流民之手
。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農民。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強的農民大軍一旦
被組織起來与政權對抗，這個政權事實上就已經垮台了，根本沒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對流
民的組織工作竟是這樣簡易有效，一個謠言就可以使他們深信不疑，只要豎起一根竹竿就
能拉起一長串隊伍（指“揭竿而起”這句成語──譯者注）
那么，現代政權或政党的命運仍取決于農民嗎？
奇跡往往能夠突出地暴露出本質上的秘密。共產党在內戰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農民的
支持与參与。
共產党的理論家經常掩蓋這一事實。它們把胜利歸結于共產主義的戰無不胜，認為共
產主義一旦被從蘇聯引入到中國以后，取得全國政權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結果。流行于全國
的一首歌謠唱道：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
但是，中國共產党的領袖毛澤東本人卻一直對這种淺薄的認識加以冷嘲熱諷，嗤之以
鼻。他經常用“教條”這個帶有明顯貶義色彩的詞代指馬克思或列宁的理論，并對這些教
條進行了最嚴厲的攻擊。他甚至說教條是些狗糞不如的東西。“狗糞可以肥田，人的大便
可以養狗。但是教條呢？它們既不能用來肥田，也不能用來養狗。它們有什么用處？”
中國共產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胜利，這一結論看來大有疑問。
毛澤東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說，路線是決定一切的。
這里有必要提到中國共產党的兩位創始人。因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知識是由這兩位教
授啟蒙并給他以最初影響的。他們是陳獨秀教授和李大釗教授。
陳獨秀篤信馬克思列宁提出的歷史發展規律說，即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固有矛盾以及
這种矛盾的尖銳化和不可克服性，社會革命必然到來。人類必然走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道路。因此，城市是斗爭的中心，工人階級是主力軍。
李大釗教授對馬克思列宁的學說遠不那么虔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道德和沖動的結
合物，而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是中國人，中國人口的大部分又是農民。因此，只有完成
農村的改造，新中國才能到來。
陳獨秀与李大釗的不同觀點是以后中國共產党內兩條不同路線的兩個思想認識源頭。
相比之下，李大釗教授的影響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陳獨秀思想的追
隨者。周恩來即始終致力于城市武裝暴動的組織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在一生中都沒有放棄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但是當他
被蔣的軍隊赶到山上落草以后，他才開始認識到了李大釗的一件更有現實意義。認識上的
這一轉變正确性是經過多次党內斗爭特別是經過党和軍隊生死存亡的考驗以后才逐漸被全
党承認，毛并因此而成為党的領袖。以后，毛的路線一再被事實証明是正确的，這條路線
也把這個党從山溝里帶入城市，取得了全國政權。毛不無得意地教導他的同僚們說：“政
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路線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
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正确路線，就是要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傾全力發動農民支持他的党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組成統一戰線抗擊日軍。這時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但是毛澤東
仍然敢于冒統一戰線被瓦解的風險而發動農民對地主的斗爭，在共產党控制區內開展“減
租、減息”活動。毛說，不這樣做，農民就無法分清共產党和國民党，哪個好，哪個坏。
１９４７年秋天，在國共兩党決戰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爭取農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
致胜的棋，他號召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并稱這些奪來的土地為“胜利果實”。現在
，國民党要從你們手中把胜利果實奪回去，你們怎么辦呢？他問農民。
農民的回答是：拿起槍支跟著共產党走上了戰場。
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那個被共產党擊敗了的前執政党──中國國民党。公正地說，國民
党人及其領袖雖然并非廉政純洁無可指責，但遠不是如共產党所描繪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
人、軍事上的低能者和賣官鬻爵的貪污犯。當年中國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
國民党和蔣介是网羅了去，毛澤東曾為此稱羡不已。
事實上，當蔣被共產党擊敗逃到台灣島上去以后，他及其國民党同僚在政權建設和經
濟發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遜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經濟成長方面的成績使它已擺脫了欠發達狀
態，成為新興的工業社會。目前，這個島嶼的國際貿易總量几乎与整個大陸地區相等，而
外匯及黃金儲備總額在近十年中始終處于世界的前兩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陸
進行的經濟革命几乎完全以台灣的發展模式為藍本，而台灣的資金和管理技術亦開始回流
大陸。
但是，台灣這些建設成就的取得是有一個前提的，那就是當蔣氏父子桃向這座海島的
同時，他們也把几億貧困農民這個大包袱甩給了剛剛奪取了政權的中共。沒有這一次擺脫
，絕對不會有什么經濟成就。事實上，國民党以軍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農
民帶到了台灣，而他在一次表現出對農民的無能，這几十万退伍官兵以后一再給當局制造
了許多麻煩，至今仍是台灣社會的一個不小的負擔。
敗亡竟成了命運的轉机。從此，中共開始了极為艱難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錯誤；
而國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勢頭卻神奇地停止了。
几億農民這個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國民党在与共產党的決斗中一開始就處在被動
挨打的地位。
國共兩党激烈斗爭發生在１９２７──１９４９這２２年間。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由
于工業生產上處于原始蒙昧狀態而在社會性質上仍是典型的封建農業社會。農民与土地主
兩大階級由于利益相互沖突而在政治上尖銳對立。由土地主階級脫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
和知識分子集團既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又控制著思想文化陣地。而政党、政權和軍隊的
中堅力量和骨干成員几乎全部由土地主階級的成員所組成（中共在早期階段亦如此）。國
民党在与舊軍閥的爭斗中是相當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農民反地主的斗爭又支持由地主、
工厂主和知識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層社會集團維護秩序的要求。而一旦它奪取全國政權（討
伐軍閥武裝成功）從而成為執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臨著這樣一個絕無可能似是而非絕不
可能保持模糊中立的選擇：支持農民反對地主，或是支持地主鎮壓農民。
也就是說，國民党必須為自己選擇一個敵人。問題在于究竟選擇誰？
這种選擇是既嚴峻又十分艱難的。安撫農民爭取農民的支持，勢必要逼迫地主和城市
利益集團讓利從而造成整個社會上層勢力的反叛；支持地主階級和城市利益集團也就會勢
必逼反農民（中國成語：逼上梁山，即把農民逼成反社會的強盜。毛澤東后來在他的臨時
首都延安城內极為欣賞一部以“逼上梁山”為名的中國歌劇，他后娶的妻子江青女士就是
這出歌劇的女主角出演者）。
蔣在任北伐軍總司令進行討伐北方軍閥統一全國的戰爭中不僅獲得了農民的全力支持
而且親眼見到了農民力量的巨大和難以約束。當他在城市上層社會勢力和外國資本利益集
團的壓迫下最終選定把槍口指向農民時，他不僅要經受膽量的考驗而且肯定也遭受了道德
上的折磨。
蔣介石和國民党也不可能走一條調和矛盾的中間道路，如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初
建時調和階級沖突以取得社會穩定。由大量証据証明蔣曾試圖這樣做，但３０年代的中國
已無可能重演歷史，現代工業開始出現，外國資本已經流入，民主階級正在生成，更重要
的是有了一個共產党的公開存在。
１９２７年蔣曾試圖以襲擊方式將共產党徹底殺絕， 從而為自己從容地治理（或調和
）這個破碎的社會創造條件。但是從結果來看，蔣選擇的這种方法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
樣做不僅把共產党逼近了農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會基礎，而且也為几億農民提供
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組織者。走投無路的共產党和同樣無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國農民一拍即
合，迅速匯成一股足以能夠推翻舊有社會秩序的社會主体性力量。
那時的中國共產党更准确的名稱應該是農民党。國共兩党對抗，兩個龐大軍事集團的
超大規模的決戰，實質上是農民与地主階級及城市上層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全面戰爭。但
是，在這場戰爭中農民和地主都不是胜利者，因為從以后的結果看，農民并沒有從胜利中
得到除土地以外的任何好處，而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即以“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名義
被新的地主──國家收回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共產党，真正從戰爭中得到好處的是中國的
工業建設。這种結果標志著傳統的農民与地主的戰爭由于共產党的參与而具有了現代（資
本主義？）性質。
中共的選擇農民雖然是被迫的，但是這种聯姻一經确立以后他就未再產生大的動搖，
直到最終拿到胜利果實。其他階級的成員主要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被大量吸收
進共產党的隊伍并且成為了其中的骨干力量，但這并沒有影響党的農民立場和路線。因為
這些入伙者必須接受轉變立場的教育和洗腦，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必須“把屁股坐到農
民的一邊去”以后才會受到信任。
選擇農民作為依靠并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就是毛所說的正确路線，而對農民進行教育、
約束他們的盲目性以及用軟的手段瓦解地主的抵抗，這些可以稱為“政策和策略”。毛的
路線和政策也曾受到過他的同僚們的嚴重挑戰。在中共党史中分別把這种挑戰稱為“左”
的和“右”的錯誤路線。對于毛澤東來說，相地主妥協的右傾路線固然不能容忍，而脫离
農民和鄙棄農民的左傾傾向卻是更加可惡的，因為這樣做“會斷送了革命”。毛澤東后來
對劉少奇的厭惡，對周恩來的戒備，恐怕都与這些党的領袖主要搞城市工人運動的經歷与
傾向有關。在毛澤東辭世以后，中國人更傾向于相信毛的錯誤是左傾，相信他是极左的策
動者，這在西方國家的中國問題學者中是很難理解的。因為毛澤東從沒有遵照共產國際的
指示和馬克思列宁的教條行事，從沒有脫离農民去城市搞工人階級的游行和暴動，這使他
挽救了中共并且把這個党引向了成功。
中國的歷史反复証明，農民是決定一切的。那么，當中共建立起新的政權以后，農民
還是決定一切的嗎？當鄧小平在中國推行改革和開放的新國策以后，農民能決定改革的成
敗嗎？
二、 中共面臨的選擇：放棄農民嗎？
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后，不僅它自己也處在了農民与其他階級和集團利益沖突的火山
口上，而且從自身成功的經驗中它也很清楚地認識到農民力量的強大与可怕。更嚴重的是
，當中共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方式的工業建設和改造以后，社會很現實地產生出一對新的矛
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識分子和中共的党政軍干部）与農民的利益沖突。
對于舊的矛盾，中共在成為執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
辦法解決了。但是對于工農這一對新矛盾卻無法用簡單辦法解決。由于現代工業生產与手
工畜力為主的農業生產在勞動效率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國這個工人農民的家
庭中工人与農民兩兄弟之間必然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不僅如此，當一塊蛋糕由兩兄弟
分吃時，你多吃一口就是對我的剝奪。
作為家長的中共此時面臨著一個非常棘手的兩難選擇。安撫農民將放慢甚至放棄工業
建設，而沒有工業建設這個國家將沒有進步；加快工業建設就必須剝奪農民。中共愿意把
農民推向自己的對立面去嗎？
值得稱道的是，中共高層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暫時放棄農民而在全國發展工業生產。（
也有個別例外，如以立場頑固著稱的彭德怀元帥因為為農民“請命”而与毛澤東發生激烈
對抗，被解職。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論家們在重新評斷這次爭吵的是非曲直時，
几乎眾口一詞地對毛澤東進行非難和職責，而替彭德怀元帥鳴不平。這是不公正的，作為
農民的儿子毛澤東何嘗不愿意為農民多爭一杯羹？如果有對農民過分剝奪的過失而應受到
指責，也應辨清最本質的“路線”是。）中共的這种選擇是既痛苦又充滿風險的，但又的
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中共以政權的力量勒緊了農民的肚皮而在國門被
緊密封鎖的困難處境下獨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較完整的工業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樂部
的成員之一。
事過之后我們可以做這种設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選擇，那么它的工業化道路
將是一條由富裕農民積累資金再轉而手工作坊再進而辦工厂這樣一條漫長的道路，而中國
農民經過兩千多年的積聚又辦起了几個工厂呢？一個沒有工業的中國，在周邊國家的覬覦
下能夠完整的生存嗎？
從理論上說，中共從農民立場轉向工業立場，是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放棄而走向國家資
本主義。雖然因為又不得不時時顧及農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馬克思主義的堅硬
教條修正自己，這种國家資本主義并不典型。但是，在剝奪民族資本使卻做得既典型又漂
亮，在敲鑼打鼓聲中就把小魚小蝦般的工厂主們剝得干干淨淨。
國家集權的資本主義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起步點，但是也因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國
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創痛、累累傷痕和种种极權主義弊端；同時，也是國家形象受到极大
的損傷。這個窮漢還沒有學會使用刀叉，餓极了時他的就餐姿態很不优雅。
但是，歷史將記述下這個事實：在中共不优雅或相當粗暴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現代
化的起步。
現在，剩下的唯一問題是：怎樣對付農民？
三、 解決農民問題的兩個方案：禁錮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國家在對付或治理對社會整体秩序构成破坏、沖擊或威脅的人群群落時，
無非是采取這兩种辦法，或限制它在一個范圍內活動，或徹底消滅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
為威脅。這兩种方案當然以后一种更為理想，但由于受條件所限你根本無法同化它，于是
只能采取禁錮的辦法。由此可見這兩种方案本身并無積极与否的區別。美國的歐洲移民們
曾將他們的黑奴禁錮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對他們進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
，至今仍在不斷發生种族暴力沖突事件。
中國農民對中國城市社會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僅僅由于教育狀況的不同而形成的文
化与意識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這兩部分中國人划分成兩個种族。种族間的排斥感明顯
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憫与嫉妒、隔膜与擠入，成為城鄉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不存在，因為工業生產的發展水平根本不可能為向往
城市生活的農民提供足夠的工作位置。在這一時期內，任何試圖同化的舉措都將以整個社
會的倒退為代价。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學生上山下鄉當農民，使
毛澤東浪漫主義的典型作品。其結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進程的中斷。８０年代以后的農
民進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會道德和秩序問題也是极為嚴重的，已經對社會造成了許多現實
的麻煩与威脅。
毛澤東的方案：把農民牢牢地禁錮在土地上。
毛澤東的農民治理方案是一個相當复雜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辯証体系。這里
面既有田園詩般的幻想又有共產主義的空想；既有充滿溫情的教育和誘導又有嚴厲冷酷的
管制与強迫措施；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硬性原則又有歷史遺留的大量統治經驗。如此丰富的
內容被包羅在一個体系中，不僅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天才和創造性（我的學生們在討論中
國的問題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們种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個神而不是常人
這种說法），而且被証明是十分有效的。６億（以后發展為８億）貧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
反傳統的中國農民竟馴順地被禁錮在土地上達３０年之久，終于為中國的工業建設贏得了
充分的時間。
一合作化運動
中共自建國伊始即開始在農村開展合作生產的試驗，以后便以行政權力（几乎是暴力
）強行在農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終將農民的私有土地
全部收繳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從此以后，農業生產合作化或稱人民公社化被寫入憲法
，成為任何人不許擅動的一個鐵的原則。
最初的合作化設想應該是善意的。農民分的土地等生產資料以后，由于生產條件的差
异還會出現兩极分化，共產党絕不遠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個新的地主階級。而且合作化
有利于推廣良种和使用新技術，有利于農田基礎建設，因此可以說這种設計帶有提高農業
生產水平的主觀善良動机。
但是在以后接連發生的兩件事卻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設計發生了預料之外的偏
移，轉而成為對農民治理的一种最現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發生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熱潮。毛澤東似乎是被他的熱情的下屬們的工作熱情
所迷惑，迅速墮入一种奇跡即將發生的神奇預感中。它將中國比作一顆原子彈，“這顆原
子彈一旦爆炸，社會將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我們能夠做到以前從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彈爆炸的一個良好組織形式；而且，這似乎也是一個一舉解決工
農差別從而根本消滅舊式農民的千載一遇的時机。于是，人民公社立即被履行成了一座專
事各种生產的兵營（或可稱集中營）。与小農生產有關的一切都在一夜中被拋棄，甚至農
家廚房也被共產主義的大食堂取代。公社的成員被分派去進行工業、農業、礦業等各种門
類的生產，几乎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鋼鐵厂，并建立了科學研究的專門机构。
這件是真實地暴露了毛的意圖，以提高農民的方法消滅農民，而人民公社恰當地為實
現這一想法提供了組織形式。毛先生本人對地方各級官員上報的顯示大躍進輝煌成就的各
种數字并不太相信，也不甚感興趣，他更注重實現烏托邦幻想的過程而不是終极目的。因
為在奮斗的過程中，人的精神將變得美好，心靈趨向純洁，這种由舊道德迅速向共產主義
道德過渡的辦法很可能是徹底改造農民的一條簡捷的道路。此后，毛澤東這個農民的儿子
，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終沒有忘掉教育、改造農民這個目標。
另一件事是大躍進失敗后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勢力”迅速抬頭。作為對虛幻共產主義
的一种懲罰，農民以偷竊、流浪、集鎮黑市等手段向共產党政權發出了挑戰，特別是黑市
上高价出售糧食和蔬菜，直接威脅到了城市工人的穩定。這些事實不僅對毛改造農民的熱
情計划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而且也在証實著毛頭腦中那個可怕的預感，農民這個巨大的群
落，是一個不斷滋生毒菌的溫床，“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從這時期，毛澤東對
中國農民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折，他不再對他們心存幻想，而且開始產生了潛在的恐懼心
理。
歷史將搞清這個謎：農民与毛澤東，究竟誰背棄了誰？
６０年代中晚期，毛澤東在全國農村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對“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的
掃蕩。１９６４年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几乎把公社以下的所有基層干部全部列為
可疑分子，由城市工人和職員組成的工作隊深入到鄉村，發動農戶中的懶漢和赤貧者，對
干部逐個進行審查清洗。毛澤東說，我們對付的是國民党。
１９６９年開展的第二次運動的目標仍是打擊農村的“資本主義复辟勢力”，這一次
運動的對象甚至擴大到一般較富裕的農戶和手工匠人。這些人僅僅因為比較一般農民有更
多的掙錢机會，生活稍顯寬裕而被列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運動結束時，這些農民
游离土地的謀生方式被嚴格禁止。
這兩次運動不僅把農民牢牢地釘死在土地上，而且也把農民的思想牢牢地束縛住了。
農民對政權的權威深怀恐懼，噤若寒蟬，甘居貧困而不敢口吐怨言。
中國封建時代歷來有在農村實行保甲連坐制度的管治措施，以鉗制民口，約束行為。
農民跟隨共產党取得了對地主的戰爭的胜利，但他們并沒有從而徹底解放自己。生產隊、
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這三級農村管理网絡所達到的管理效果已經類同甚至超過了舊式保甲
制度。因為不僅要限制農民的言論和行動，而且還要從根本上消滅他們發財致富、通過奮
斗走進上流社會的妄想。
事實是，１９７７年逾１９４９年相比較，中國糧食總產量和農業總收入雖然有了明
顯的增長，但由于農村人口增多，城市用糧急劇上升，農民年均口糧數量几乎沒有提高，
低糧价政策使農民极少有余錢擴大再生產。農業始終在原有水平上悲慘地徘徊。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將共產党政權与包括國民党在內的一切舊政府并列或
等同看待。同樣是對農民的粗暴統治，目的或動机卻有著极大差別。毛澤東有難言的苦衷
，他必須在敵人的包圍和威脅下（這期間，美國人至少有三次准備用核武器襲擊中國，蘇
聯則有一次）進行艱苦的工業建設。如果農民用自發資本主義的方式從內部瓦解建設計划
和政權，他難道能袖手旁觀嗎？而且，按毛本人的說法，大道理管小道理，為了大道理（
國家工業實力的增長）而對自己的農民兄弟動粗，這也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毛澤東的方式肯定是錯的，他的動机則沒有大錯。問題是怎樣評价人民公社對農民進
行嚴格管制的效果。假設從１９４９年開始就實行徹底解放農民、任由其自由發展的政策
，這個國家的今天絕不是這般風貌，或許，他早已成為另一個印度了。
二農業學大寨運動
毛澤東對農民的感情并沒有由于農民表現出的資本主義傾向核銷資產階級的貪婪而有
所改變，他始終是農民的儿子。１９６０年發生的大飢荒餓死了不少農民，他焦慮得夜不
成寐，几次失聲痛哭，并由此几年不吃肉。他也希望農民能夠擺脫飢餓和貧窮，但是這种
致富活動必須符合三個條件：ａ、不允許農民离開土地以免對城市的工業建設造成威脅；
ｂ、平均的共同的富裕，不允許落下一個“階級兄弟”，也不允許產生貧富差別；ｃ、致
富的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動員農民的力量。毛澤東說：人的力量是無窮的，人定胜天，人
多好辦事。這為哲學家仍沒有放棄通過勞動（尤指不計報酬的列宁式的義務勞動）而提高
、改造并消滅農民的設想。
這几乎是一道無解的難題。但是，善察毛澤東的意圖而又极富智慧的周恩來還是找到
了解題的鑰匙。他把位于貧瘠山區的山西省大寨大隊介紹給了毛澤東。他說，這個大隊大
災之年沒有減產，農民干勁大，丰衣足食。
周恩來沒有撒謊。大寨的村民在窮山惡水的干旱山區用肩膀和石頭壘起了一道道堅固
的石壩，并在壩內填土從而形成有海綿狀表土層的“小平原”。干旱山區的這种人工工程
對一般性自然災害有抵抗能力，并且可從新造地塊上獲得較高的農作物單產。從更長遠得
更廣闊的范圍來看，如果全中國的北部和中部的干旱地區都建成類似的人造工程，那么就
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貽害中國几千年的水土流失問題，甚至黃河的水也可以變得清澈見底。
民謠說：圣人出，黃河清。中國出了毛澤東，舊貌換新顏。
面對大寨這個生產典型，毛澤東激動不已。
從某种意義上說，大寨村的農民拯救了毛澤東。這個在最初意義上進使生產經驗和耕
作技術的農村典型不僅使苦悶中的毛澤東先生找到了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而且是對
他的浪漫理想和英雄意志的一個准确的注解。他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相信
英雄的意志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全國几億農民和一千多万個生產隊都像大寨一樣，中
國不久可以平地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樂園嗎？是的，可以。毛澤東在几年以前曾憤怒地斥
問他的党內同僚：誰說雞毛不能飛上天？
于是，毛澤東威嚴地向全党和全体農民發出了命令：農業學大寨。
毛澤東對大寨得偏愛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從更本質的心理因素去分析他這种情感產生
的原因，我們很容易發現他与大寨之間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聯系。這种聯系即中國農民所能
擁有的最輝煌的夢想──田園詩般美妙的、与世隔絕因而也是靜謐的、自給自足無憂無慮
的小康農家生活。毛澤東用詩歌表達他的這种夢境：到處盛開著鮮花的國度里啊，洒滿陽
光。（芙蓉國里盡朝暉──譯者注）。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積极實踐者，毛澤東把小康農家的范圍擴大為一
個生產隊。這一擴大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不僅是庸俗狹隘的農民理想具有了社會主
義的光環，而且使這個“大家庭”還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淨化靈魂、提高農民、由窮
變富等。更主要的石，或者說農業學大寨運動最大的客觀效果是：賦与農民以理想和希望
，使他們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錮在土地上。
中國封建社會有几千年之久，歷朝統治者為約束農民設計了不知多少方案（紀元前七
世紀在中國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律中，就有了對游蕩的農民殺頭的規定），但是，任何方案
也沒有毛澤東設計的大寨方案更完美有效。這一方案剛柔相濟、誘惑与強迫交用、理想与
現實共存。直到今天，當鄧小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散了全國的生產隊以后，毛澤東的大
寨方案仍保留著自己的相當神圣的地位（只是理念上的，實踐方面的活動早已停止）。無
論如何，建設家園以及改善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應該是不錯的。問題是當新一代領導人發
現必須對農民加以約束（以后我們將提到被解放的農民已經給這些領導人制造了多少麻煩
），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時，他們已經再也沒有了大寨方案這個法寶，他們只能采用當
時兌現酬金的辦法收買農民的勞動力。
許多人怀念毛澤東，這在今天的中國仍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由于毛澤東在中國具有等同与神的權威，所以農業學大寨運動几乎沒有遭遇到他的同
僚們的反對。即使保守派首領周恩來先生在許多問題上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在這個
問題上歷史只留下了他心悅誠服并不遺余力推行大寨經驗的紀錄。鄧先生在文革中复出后
對學大寨運動也未提出過不滿、反對甚至修正性意見。
唯一反對的聲音來自知識分子階層和少數中下層政府官員。這些反對的聲音雖然微弱
但因其方法的惡毒而造成了相當廣泛的影響。這些反對派傳播并散步一個未加証實的謠言
：大寨村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政府的大筆現金和物資的援助。另一則謠言則說，由兩個師
的高炮部隊長住大寨的山頭上，用炮彈驅散一切有可能挾帶著冰雹的黑色云朵。
他們譏諷地發問：全國有那么奪得生產隊，他毛澤東能派去那么多的高炮師嗎？
關于高炮師的說法似不可信，因為這樣做太過分了。這則謠言雖然很易被識破，但它
竟能在知識分子和下級干部中不脛而走，說明這些人并不在乎傳言的真實性，只不過借諷
刺和側面攻擊的方式發泄自己內心對毛澤東的不滿罷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也僅能以
此种中國式幽默和謠言發散內心郁悶的情緒。
物資支援可能确有其事，無非實在數量多寡、是否付款以及是否平价等問題上大寨村
民与外界傳言之間有不同的說法。中國當時物資极度匱乏，即使花高价也賣不到農用化肥
和油料，但地方官員卻主動給大寨送去了這些物資，這大約就是真相。
這個鎮相繼精彩。它形象地表演了中共干部們是怎樣打著紅旗反紅旗，怎樣用一點可
怜的農用物資奪取了毛澤東膝下愛女的貞洁的。大寨，只要接受了一吨額外的化肥，不管
是否以按价付款，它就等于出賣了貞操，喪失了農業樣板的真實性。大寨人极有可能沒有
拒絕這些誘惑。
這一切都是從“愛護”毛親自樹立的“紅旗”的善良動机出發的。中國過去和現在有
許多英雄和模范以及樣板式集体都是這樣被毀掉的。這常常使人想起一群惡漢中間的一個
天真純朴的少女，她极少有可能擺脫誘惑和甜言蜜語。常采用的辦法是夸大她的成績，夸
大到极荒唐极不可信的程度從而讓她出丑；或者吹捧她并把她說成無所不能的神，像耍猴
似的把她放在高位上展示給人們看。西方國家的許多政治家對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非常尊
敬。但是，在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時周很有可能是出于迎合毛的動机而把大寨村一個
半文盲的農民提拔為國務院副總理，周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以他的精明是不應該做出既害
毛澤東又還了那個農民，同時也使自己玷污的事情的。
在考察研究中國的問題是，我們常常發現中國人實在太不理解太不愛護他們的領袖毛
澤東了。當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省長和縣長們成群結隊去大寨朝覲，并順便帶領妻子或女秘
書沿途游山玩水時，大寨村這個以實踐毛澤東自力更生思想而成名的農業生產單位，在全
國人民心目中已經聲名狼藉，几乎成了怪物。
真正反對農業學大寨運動并有效地破坏了這場運動的是全國的農民。
在口糧不足又不付給報酬的情況下，僅憑精神刺激（包括表揚、批評和打成反革命分
子的嚴厲手段）就動員億万農民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并使這种熱情持續十年之久，這在任何
國家都是無法做到的，但是中共卻做到了。雖然農田效益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農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積极怠工，賣力气地執行指令并把指
令執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農民在執行深翻土地（也是為了有一個海綿狀的表土
層）的指令時，將農田深翻到一米，結果是生土層壓住了熟土層，第二年几乎顆粒無收。
而內蒙古的肥沃草原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被破坏得滿目瘡痍，許多草場在十几年以后已
退化成沙漠。中國南部則大搞圍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從地圖上消失了。這樣做
的結果是极悲慘的，因為一旦這些起調節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個長江
中下游都處在了洪水的嚴重威脅之下了。
對十年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做出諷刺性總結的是１９７５年的河南安徽兩省的大洪水。
一夜之間，３０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發生了澇災也不
應該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損失。問題發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區的十几座質量极成問題的小水
庫上。這些連成一串的水庫像多米諾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庫的堤壩決口而發生連續倒塌，
水量越聚越多，沖擊量越來越大，十几座水庫的蓄水在人們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傾瀉而下，
許多人在夢中就已經死了。
應該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責任并不能完全歸于地方領導的無知或無能，許多事
情是農民自覺自愿并且非常積极主動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場种植農作物，比如圍湖造地，
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丟失了一半面積，這些違反常識的破坏性行為常常是農民在夜
暗的掩護下偷偷完成的。當然，農民的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得到干部們的贊許的。而這
些可以稱之為犯罪的活動，當時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沒有明令禁止！沒有人有這個勇
气，因為這一切都是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下進行的。誰敢反對毛澤東呢？
毛澤東又一次被自己的農民兄弟出賣了。農民的自私、狹隘和短視，可以把他為他們
設計的美好藍圖施工成一場災難。但是更公正地說，擋你決心要把几億并不馴順的富有反
抗和破坏傳統的中國農民禁錮在土地上時，他們能不玩出一些惡作劇讓你難堪嗎？當宁夏
的回民聚居區的農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養豬積肥時，毛澤東在整個第三世
界國家中都丟盡了臉。
哈佛大學的德哈特‧Ｈ‧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國政府公布的各种統計數字以后，得
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把勞動力動員（指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２０年作為整体的
話（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化肥、殺虫劑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糧食
增產總量中几乎占２／３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勞動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勞動力
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積的擴大，是剩余的增產部分的增產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資料全部為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年
鑒》，計算的結果是農業學大寨運動為糧食增產所作的貢獻不足２０％。如果有人覺得這
种計算結果太令人寒心，從感情上難以接受，要知道几億農民在天寒地凍的冬季干了十几
年二十年，他們的心血和汗水應該有更大的价值，那么還有另一种計算方法，即假定相當
一部分化學肥料和農藥被守舊的農民扔進了大海而并沒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
，那么農田基本建設的效益就相應地增加多少。但是，這樣計算不是對中國農民是一個更
大的侮辱嗎？
平心而論，我們在這里還不忍心把另一個事實計算進去。十几年無效益的勞動，十几
年在紅旗的引導下毫無報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終會形成逆反心理，誘發一种舍棄
土地厭惡勞動的懶惰傾向。從目前發生的許多情況看，這种傾向已經在向社會進行報复。
它不僅將農業學大寨運動碩果僅存的一些農田設施廢棄毀坏了，而且也將毀掉中國農民几
千年來一直保持的勞動、務實、勤儉的优秀傳統。在許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國農田設施
已轉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為了他們的財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農民則樂
于袖手看著政府官員們左右為難。逆向農民征收資金維護或擴建這些設施嗎？農民將向中
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層政府官員。中央政府在這种情況下也只能是支持農民，他們不愿看到
因為“增加了農民負擔”而最終使得全部農民都逃离土地。
离開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０．１公頃的中國竟有大面積農田因無人經營而閑置，這
難道就是對毛澤東發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懲罰嗎？他對中國農民的深厚感情，他為中國農
村到處盛開鮮花洒滿陽光而付出的心血，難道一點儿也得不到回報嗎？
這又一次証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三文化大革命
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錯誤，而動員
几億農民也參加到這种無政府的狂熱中去，則是毛澤東犯下的一個不可饒恕的罪行。之所
以是不可饒恕的，是因為他本人甚至中國農民的狹隘和半文盲狀態，甚至任由這樣狀態下
的超大規模的人群去造反將造成什么樣的后果。但是他不顧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勸阻（這兩
個人以及彭真企圖炮制一個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學術界的范圍之內，這被認為是一
個陰謀），一意孤行地號召農民去造政府各級官吏的反，于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
底的兩年間中國農村几乎變成了一個屠場。
毛澤東的錯誤應該由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全体負責，因為毛在歷史上曾不止一次翻
過類似的錯誤而中央委員會不僅未能就這些錯誤做出正确的清算結論反而作為毛的功績而
大家贊揚。這不是為尊者諱的問題，而是由肯定領袖的功績進而發展到迷信進而形成新的
教條，錯誤的東西也變成了正确的教條被認真執行。這說明這個党雖然領導了一場偉大的
革命并獲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員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它的權利
和作用相當于西方國家的議會。而那些“議員”的選拔方式則完全是軍隊或家庭式的，由
長官或家長指定。因此，循規蹈矩的委員們很難真正民主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而這個“議
會”也就不可能起到監督和制約政府及領袖的作用）。
１９２３年湖南農民（請記住，是湖南農民）在國共合作進行反對軍閥的戰爭中，曾
在共產党的鼓動下建立起許多委員會，開展對鄉紳和地主的斗爭。斗爭是過火的，殺人、
放火、戴高帽子進行人身侮辱。毛澤東為此些了文章，興高采烈地歡呼：流氓懶漢運動好
得很！（指“痞子運動好得很”──譯者著）。
農民反對地主以及共產党必須依靠農民進行斗爭，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僅從斗爭的策
略來看，流氓懶漢的胡鬧（事實上真正老實做田的農民并沒有參与鬧事）畢竟激怒并嚇坏
了蔣介石的國民党。于是，在共產党人毫無戒備，仍在到處放火玩鬧的情況下，蔣在憤怒
的地主和軍人的支持下對共產党發動了一場一网打盡的襲擊。在這場襲擊中，共產党基層
組織被破坏殆盡，６万多名共產党員中的９０％被屠殺。
折斷歷史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認真的討論和總結，因為每人敢于發表不同的看法。劉
少奇如果沒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慘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話，他或許會提出一些更清醒的
意見來，因為他在當時和以后都對毛的農民運動持保留態度。
我們仍然說毛澤東動員農民參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動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級政府官吏瞞上欺下的作風使農民吃盡了苦頭，甚至造成６０年代初期大范
圍內餓死人事件的發生。毛澤東對這些官吏已忍無可忍，急欲發動農民對他們進行清算；
其次，農民种的“自發資本主義實力”一再向毛的路線發動進攻，并已實際造成威脅
，毛對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發動一場一勞永逸的戰役，徹底消除這一威脅；
第三、仍然是教育農民、改造農民。文化革命的公開目標是清楚舊文化、舊道德、舊
思想、舊習俗。毛認為放棄使農民從道德意識上快速步入共產主義的企圖；
第四、 在与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党的總書記鄧小平的決戰中，毛神經緊張并缺乏必胜的
信心，而他堅信農民會戰在自己的一邊，因此才把農民動員了起來；
最后，發動農民參加文化革命与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的設計并不矛盾。因為毛深信精
神成果勢必會轉化為物質成果。抓革命促生產，促進農業學大寨運動深入發展，這些口號
和實際做法証實了這一點。
毛沒有估計到的只有一點，几億處于半文盲狀態的農民憑借什么武器去清除舊的道德
和思想文化呢？他們又根据什么去區別好干部和坏干部呢？
很閑談，中國農民在這里同樣是貧窮的，几乎一無所有。因為農民固有的傳統思想意
識本身就在被批判和清洗的范圍之內，而他們在學習記載著毛思想的小紅書時，除了死背
硬記一些條文外，其基本內容往往用自己的思想道德觀念加以了徹底的改造。應該被清除
的東西披上了毛思想的戰袍，從而光芒四射，這大約就是文化革命在農村的一种成果。農
民們就是以這樣的思想為武器加入毛的戰線投入戰斗的。
于是，他們只能給毛幫倒忙。（自從毛在建國以后決定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并在工
業建設与農民之間最終選擇放棄農民以后，農民似乎從未在一件事上真正幫了毛澤東）。
關于農民在文化革命中得可笑、可恥、愚昧、罪惡以及破坏等行為，西方國家的報紙
曾做過大量披露。而中國即使在鄧小平徹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仍堅持對此秘而不宣。這樣
作為以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行為實在太黑暗太丑惡，以至于一旦為人所知將使中國党和政
府的形象蒙受太大的損失，盡管主要責任應由過世的毛澤東承擔。
由于得不到中國官方的准确數字，我們無法确知在文化革命初期那几個月里湖南省南
部各縣一共有多少名“五類分子”（地主、富農以及其他可隨意加之与任何人的身份）被
屠殺了。因為中共在土地改革是為了准确辨明階級陣線，曾給每個家庭都划定了成分。所
以，屠殺的對象全市以家庭所有成員為目標的，婦孺皆不免。屠殺全家還因為農民傳統的
“斬草除根”意識和毛思想中“防止階級敵人复辟”思想在起作用（這是對毛思想加以改
造的一例）。這股屠殺之風像野火一般瞬間挂遍几個縣的鄉村集鎮，槍擊、活埋、集体焚
殺，至少有上百個家庭和几千人被殺掉了。當大批軍隊被派來制止住屠殺以后，一位解放
軍的下級軍官說：“這种悲慘情景令人感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
稍后一些時候類似的屠殺也發生在了內蒙古草原甚至是北京的郊縣。与湖南的情況不
同，內蒙古屠殺的對象几乎全是牧民中的中共党員和干部，而屠殺的目的卻是要保衛党！
起因是一則謠言。有人無中生有地編造了一個謠言稱，內蒙古地區存在一個秘密的党，該
党的宗旨是爭取內蒙獨立。于是開始清查并對受審者施用私刑，許多人受刑不過而胡亂招
供，這樣一連串的“坏人”就被找了出來。這些“坏人”全部受到酷刑，其中一部分在刑
訊中死亡。
公允地說，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本質動机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有群眾參与的民主的
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認毛的這個動机，就無法解釋他對工人和農民無政府行為的放任鼓勵
以及為什么他在一夜之間將全國各級官吏全部罷免。事實上，毛在建國以后特別是由于“
人禍”而發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飢荒以后，對中共的中下級官員產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
甚至是憤恨情緒。同時，由于處在這些人的包圍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層的人民，也使他孤獨
并有被人陰謀架空的猜測和潛意識。有材料說，毛澤東曾秘密派出身邊的保鏢去一些省份
的農村“訪貧問苦”，但因這些人一出門就被下面的官員收買了，發生了多吃多拿的問題
，毛不僅未獲得渴望知道的真實材料發而更加覺得情形的嚴重与可怕。（毛自己出錢為這
些人做了退賠）。
中國的決策体制必須民主化，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說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
自己身居在一個宗法性极強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長，這是他根本無法由上而下地
推行他的設想，只好轉而發動民眾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級官吏達到，希望由這個過程中自然
地形成類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權力机构和民主作風。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亂和破坏使他
的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沒有放棄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組成的新的權力机构“革命委
員會”時毛澤東堅持要實行“三結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農民跨入權力的大門。他自
己也把上海的一個青年工人吸引到身邊來，親自鼓動中央委員會把這名工人選為党的副主
席，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養（在那一時期見過毛澤東的外國領導人大多都在毛身邊見
過這位相貌英俊、循規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農民深深地
傷害了。這些人或者原來就是破皮無賴、品行不端者，僅憑著能言善辯敢于出人頭地而爬
上了高位（擔任副主席的青年即屬此類），或者很快地被權力所腐蝕，成為以權謀私的霸
王。少數真正純朴本分的一般民眾即使當上了官員也很難發揮作用，因為他們既沒有文化
也缺少政治閱歷和官場斗爭經驗。那位當了副總理的大寨農民在國務院會議上几乎一言不發
，度日如年。
毛去世前的最后一個生日（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會見了一
位舊相識的農婦。農婦向他哭訴的仍然是吃不飽肚子。這与他在１９６０年听到的情況完
全相反。經過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經過一場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革命，農民景況依
舊、官員照樣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一個健康的民主的領導机构仍然未能建立起來，毛
澤東就是在這种沮喪而無奈的心境中溘然長逝的。他無法瞑目。
西方公眾和政治家們把毛澤東看成是一個狂熱的极端專權的共產党皇帝，這是一個极
大的誤解。其實，這個任何中國的大多數人以及西方的公眾一樣，都希望有一個合理的公
正的政治秩序，而且都把這种希望寄托在建立民主決策和民主制約的政治体制上。但是，
毛澤東在中國根本無法做到這一切。
以毛澤東的威信、權力和政治經驗，都無法做到，這大約說明在中國尚不具備建立這
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條件。沒有條件而又要強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殘酷的現實去碰撞，這
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悲劇，也使他個人的不幸。
毛澤東尚且做不到（指建立科學合理的決策体系──譯者注），美國人的干預能起作
用嗎？
毛澤東用暴政的辦法把農民穩定了３０年，即使大飢荒餓死了許多人，即使文化革命
殺了不少人，農民畢竟始終被禁錮在中國的黃土地上，沒有對艱難成長的中國工業社會造
成破坏性沖擊。這是毛的功績呢，還是一個難以原諒的過失？
下面該輪到鄧小平了，他怎樣對待中國的農民？
鄧小平的方案：釋放農民的力量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因言行不當而被赶下了台，但他給中央
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封號“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卻一直被沿用下來。西方公眾
對鄧頭上的這頂桂冠頗不以為然，因為它与毛澤東的那頂“舵手”的帽子一樣，都有阿諛
奉承之嫌。而且，從政治決策的角度看，把某种帶有絕對權威性質的東西加之于一個人身
上，既不科學也不明智。鄧是個英明的政治領袖，但也是個８０多歲的老人了。
實際上。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決定實行他的第一項改革措施──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系
產量的承包制時，他的改革思想是非常朴實和本分的。他的思想是：
ａ．守住毛澤東的遺產， 只對那些必須改變的東西加以認識并改革， 也就是“不沖
擊毛澤東所作的一切”；
ｂ．中國的改革不是來自政治家的恩賜，不是來自知識分子的智慧良知，而是被飢餓
逼迫的；（也即毛思想的窮則思變）
ｃ．把政治問題變成經濟問題來解決，不被馬克思、列宁或毛規定的原則或教條束縛
糾纏。
鄧的這几條改革“宣言”几乎可以成為人類一切有志于改革者的盛典。同時，有時所
有政治家可以借鑒參照的最充滿智慧因而又是最狡猾最強硬的政治謀略佳作。
鄧絕不妥協，他公然宣布要改變毛澤東的一些東西；但是又絕不傷害許許多多忠實的
共產党員的情感（中國整整兩代人固有的毛澤東情結），不是改革處在大多數人的攻擊下
而遭致失敗。而改革的起步點或突破口，又選定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飢餓”問題，這或
許是一個借口，但以次為口實則改革的确可以在人民的擁護下在反對派啞口的情況下開始
。
對于西方各國的政治家來說，鄧所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把政治問題變成經濟問題
來解決”的真正唯物主義策略，避開“主義”和“階級”的爭論，讓事實最終選定社會應
有的主義，選定真正的主人。
這是中國目前唯一可選用的道路，也是西方日夜盼望的，中國最終建立起科學合理的
決策体制的一個中間站或台階。
農民的力量無疑是一把雙刃寶劍，它技能用來擊中目標，也會傷害到自己。鄧小平的
“被飢餓逼迫”出來的改革政策，顯然對此并沒有充足的思想准備。預想中的在堅持毛的
大部分政策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雖然充滿著智慧但卻并不實際。毛的中國農村政策完全是
一個緊密聯結著的整体，一根鋼筋的抽動都會引發整体結构的松垮。企圖由毛的一部分政
策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和發展問題，這种一廂情愿的幼稚想法完全把問題簡單化了。毛澤東
留下的是一座完整的大廈，而不是一座用枝條搭就的小屋。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了這一步，
使鄧面臨著一個嚴峻而又痛苦的選擇：要么全盤繼承，要么徹底否定。似乎沒有從兩盤菜
里挑撿出一些的余地。
鄧非常清楚問題的嚴重性。他說：“我是毛澤東的同代人。”同代人之間在基本方面
是共通的，推翻毛澤東的問題只能留給后代人去做了。但是，他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
“摸著石頭過河”，試著找出第三條路來。
鄧的兩名最倚重的部下趙紫陽和万里率先在中國西部的四川省和東部的安徽省進行了
未經中央討論批准的反飢餓試驗。雖然未經批准，但相距兩千公里的這兩個省份的試驗都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法進行。暗示者他們有著共同的后台或幕后策划者，這個
人物后來被証實是“設計師”鄧小平。
鄧是政治家中那种頑石辦堅硬的厲害角色。你既無法拉攏他，又不能壓服他。在中共
党內，默不作聲、先斬后奏、不過多進行理論爭辯和是非爭吵以及膽大妄為，使鄧一向的
工作作風。他在挑選寵物貓時從不注意貓的皮毛顏色及血統，而只重視貓的嗅覺和牙齒的
尖利程度。對于鄧的這种務實、功利、強橫作風，已故毛澤東常常感到無可奈何，只是深
知其人地感嘆說：“他歷來如此，總是老一套。”
四川和安徽的試驗獲得了預想的成功，但是也引起了農民和城市階層在認識上的對立
。
中國農民的反應迅速、強烈并且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他們立即把鄧小平認作了自己
的政治領袖，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鄧青天。這個綽號的政治意圖是再明顯不過了：只
有鄧掌握了國家的權力，這個國家的天空才會陽光普照。（這個綽號与毛澤東是“紅太陽
”的美譽在漢語的意義上完全相同，但是后者是農民在建國初始時對毛的稱譽，以后農民
并不真心地這樣看待毛澤東了。）
与此同時，另一個意味深遠的政治性民謠迅速在全國農村傳播：“要吃糧，找紫陽，
要吃米，找万里”。民謠如果翻譯成美國式的競選語言就是：你們要吃飽肚子嗎？請投趙
紫陽和万里的票！
根据中國的史書記載，任何王朝在崩潰前都有民謠去顯示征兆。民謠傳播的速度和廣
度等于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數字結果。農民強烈要求鄧和趙紫陽、万里這一批試行動搖舊体
制的人掌握國家權力，從而為農民的解放開辟道路。毛澤東曾有一句名言：壓迫最深，反
抗最烈。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農民是最落后的一個階層，只是由于３０年的飢餓政策，
使農民成為了中國政治改革和經濟体制改革的最初始的支持者和推動者。農民的呼吁，完
全是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一种原始萌動。
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卻對此憂心忡忡。他們一方面承認農村的新制度的确是糧食有了增
長，另一方面又很敏感地看到這种試驗對既定秩序的破坏性沖擊。一位老資格的退役將軍
流著眼淚說：“我打了一輩子仗，九死一生，就為的是社會主義。我知道社會主義這面大
旗上只寫著兩行字：公有制、共同富裕！”另有許多人指斥鄧“不要社會主義”，攻擊趙
紫陽是“自毀万里長城”。
鄧立即進行了反擊，他說，應該允許一部分人現富裕起來。他并且解釋說，這樣做實
際上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步驟，可以帶動整体的富裕。
鄧在此是絕不會想到，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和理論，恰恰是整座長城倒塌的
開始。鄧是否將過共產党員應帶頭富裕的話，我們無從查証了。但是，作為一個老共產党
員，他對農村党的隊伍的純洁性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怀疑，面對改革過程中農村基層党員可
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沒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則是肯定的。
農村自全面實行了承包制以后，被釋放出來的農民的力量開始分流，從兩個方面開始
了對“長城”的沖擊。
破坏生產力。
農民在改革初始表現出了巨大的熱情，如同當年分地主的土地是一樣興高采烈。但是
他們同時也存在著很深的顧慮：共產党的這种政策能持續很久嗎？為了造成既成事實，也
為了迅速拿到現實的利益，許多地區的農民連夜對公有財產進行了毀滅性的瓜分。其中最
嚴重的是對山林的砍伐。農民將分配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賣掉，當錢票子揣進自己的衣
兜里以后才放下心來。
原始的平均主義公正觀念和短見淺識隨處可見。官方通訊社的一位記者曾描述他親眼
看到的一幕：一個生產隊的耕牛太少無法平均分配，引起爭吵。隊長接受了村民的建議，
將耕牛殺死，把肉煮熟后平均分配給全体村民，又把牛皮和內臟換來酒。當夜，全生產隊
的人歡宴慶賀舊時代的結束。
另一個例子更壯烈更荒唐。為了不讓村干部獲得有利可圖的机械磨房的承包權，几個
青年農民趁夜暗用炸藥將磨房連同設備炸得粉碎。他們在村民中成為有正義感的英雄。
在新政策被強制推行的過程中，受損害最大的是大型農業机械設備和水利設施。由于
田地被分割成無數塊界線分明的小地塊，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中國在２０
多年里建立起的几万個机耕站在一兩年內全部癱瘓，其中屬國家所有的大馬力履帶式拖拉
机和收割机几乎全數鏽蝕成廢鐵。灌溉与排水設施也因沒有必要的勞力投放而損失慘重。
１９９０年華東地區的洪水災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排水系統的人為性損坏而加大了災
害的損失的。
一般認為，中國農村從１９７８年開始的這場為吃飽肚子而進行的革命使中國農業的
技術水平倒退了１０年左右。這种倒退對中國農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中國人多地少
的實際狀況使得農業技術裝備成為一种可有可無的奢侈品。事實上，經過改革，農業的糧
食總產有了提高，農民的吃糧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更重要的事，生產隊解体，使農民獲
得了勞動自由和人身自由。
這种倒退對中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對農民的有效管理卻是致命的。
８０年代中期，當中國政府著手建設第二條縱貫南北的鐵路干線時，預算的總投資額
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這條鐵路開工施工時，總概算又提高了
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鐵路通車時，實際投入的資金總量肯定還會有更大幅度的增長。建設
費用急速增長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原材料漲价；二是征用農民的承
包土地是農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費用增長的農業因素和工業因素加以比較的話，盡管工
業因素的變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會給政府造成摧毀性后果；而農民漫
無節制地提高地价則象一個無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項對全民有利可圖的建設計划都將因農
民的難以對付而顯得困難重重、難以舉步。僅此一個因素計算的結果是，該條鐵路線如果
早開工１０年，費用僅為現在的２５％。這筆錢，原本可以修４條同樣的鐵路！
另一個例子更有趣。中國農村中有首富村出現在深圳附近。這個村的農民將土地出賣
以后又將地款進行了獲利极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擁有的資金兩早已超過法國農民的富
裕水平。
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喪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設的條件。農民已經坐在了談判桌上
，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數字的地价；他們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樹枝，想你要賠償“森林被
毀”的款項。
因此，有了另一個思路：如果讓農民再飢餓几年呢？
多米諾骨牌效應。
中國以為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書記在報紙上撰文說：中國的農民純朴、本分，他們唯
一的要求是吃飽肚子和耕作自由。
他錯了，因為他不了解農民。中國的農民雖然老實馴順（被毛澤東禁錮在土地上達３
０年之久而居然沒有發生大規模流亡和起義，足以証明這一點），但是當他們的肚子吃飽
以后，他們肯定會不停頓地提出下一個要求。而且這种要求已經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
它將是發展的欲望。發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經濟學上稱為創造財富的本能；社會學則
稱之為人的完善和价值實現；心理學上的原因是貪婪）。順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學教授說，生存問題是一個瓶頸，當為生存而奮斗掙扎時魔鬼是被制服
在瓶子中的。現在，瓶頸以被突破，魔鬼已經放了出來，你還能讓它回去嗎？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農民還是農民的貪婪和創造財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体一些。他說：農村實行承包制，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了
。
他們的憂慮和警告絕不是多余的。中國農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實行的低糧价
政策，使農民在獲得簡單溫飽以后立即就沖向了下一個目標。下一個目標已經不在農田上
了，它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那就是金錢和机會。而走出農田的也不僅僅是
剩余的農業勞動力，而是農村全体成員的整体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資源都被用來向社會
討索財富。這些資源包括：農田、勞動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膽大妄為、人口及
女人的身体。
發財致富的可能性廣泛地存在，各种邪惡的職業都有可能使人迅速發財。從四川拐帶
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東出售，可獲利５００多美元，一個男童的售价則高達６００
多美元。在廣東從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鄉同齡女子一年的勞作報酬。
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國大城市中發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現象，城市中的中
小企業分邀請農民進城承包。是因為農民的經營能力高于城里人嗎？不，農民膽大而愚莽
，只有他們才敢于放手行賄、走私、造假、貪污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中國的報紙曾
一度裝傻充愣地討論這一問題：農民承包企業為什么成功率高？原因在哪里？
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傳統的毛澤東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識開始被
打破， 政府固守的防線也一步一步后退。 地方政府不斷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
央則不得不為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做出讓步。中國的經濟体制改革，實際上就是這樣搞起來
的。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一看，毛澤東的遺產到底還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鄧
小平一再強調的要在四個方面堅持不退，究竟堅持住了多少呢？
這或許就是鄧的用經濟問題的解決來帶動政治問題的解決？
令人憂慮的政治。
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帶來了政治上的重重憂患，中國今天的政治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
，較之毛澤東的時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Ａ．流民潮
一億多農民沖出農田，但真正在城市社會站穩腳跟并發了財的畢竟是极少數的幸運者
，絕大多數農民仍在不斷流動尋找机遇。
１９９０年春節后《人民日報》曾報道說，因外出尋求做工掙錢的机會而滯留在廣州
和上海火車站的農民各達數十万。報紙配發了一幀照片：青年農民、他的妻子、老母親及
一個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車站的露天廣場。天下著雨，全家2t縮在一柄雨傘下。其情其境令
人不胜唏噓。
這家中共中央机關報號召農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這种號召顯得蒼白無力而且無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掙錢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會的一個火藥筒。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處于一种盲動的
狀態下，由于相互間的情緒共振作用，可以毫無理由地使每一個分子都產生強烈的被瘧心
理和報复欲望，每一個分子的這种情緒有共同形成一种強大的破坏力，隨時可能爆發為一
場沒有首領沒有目標的死亡性運動。在此時，任何一個低級謠言都能指引這支盲動的巨大
力量沖向一個無辜的目標。所以此時，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權威的思想和信念都
极易植根于人的意識深處，一個极端的反社會的党派往往在這時才能抓獲它的基本群眾。
而在這以后，反社會的心理將長久地影響曾一度處于流民潮的每一個人。
誰發財誰光榮一度成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號。在這一思想的號召和支配下，
以及在其他經濟因素的促成和推動下，流民潮的現象在中國將比較長時期地存在下去，事
實上，各大中城市流動的農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數十万人左右。一旦他們在城市的臨時工作
因為經濟周期性波動而失去時，無業的几十万人及不斷涌入的后續者將使城市不堪重負。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均有一個農民大規模入城問題，而且都在這個問題上發生
了諸多麻煩和事端，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和無法醫治的后遺症。中國的流民問題由于以下三
個因素而變得格外凶險，或者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社會如果再一次發生大的動蕩，無業的
農民一定是動蕩的積极參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這些因素是：農民的龐大數量与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不成比例，除個別城市外，現在
不是城市經濟需要吸引農民勞動力而使農民勞動力需要擠入城市；農民的綜合素質遠遠達
不到城市經濟生活對他們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經濟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為自己的体現物
的，因此，農民与法律的沖突將极其激烈、經常；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
与經濟增長速度持平，而与農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极大反差。因此，農民在進城伊始就會產
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這种心理不僅妨礙他們逐漸成為城市人而且會以犯罪
的形式表現出來。
中國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決流民問題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導又無方。而對于外
出做工的農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鬧事（
指爆發社會運動）即動用軍警予以鎮壓。但是，這些鬧事者屆時肯定會喊出些純政治或純
經濟的口號，會以政治目標形成騷動的凝聚點，（因為中國還有几百万青年知識分子）。
政府對他們的鎮壓，不怕引起國際社會的干預和抗議嗎？
Ｂ．犯罪潮
目前全世界都處在一個犯罪高發期。犯罪作為一种社會問題，由于它的類別不同而反
映了不同的社會運作狀態。有些犯罪是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不可避免的產物；有些犯罪
是社會經濟發生階段性變遷時的標志物；有些犯罪則明确表示了社會內部存在著尖銳而無
解的矛盾。
由于中國官方沒有公開過有關的統計數字，現在很難确定農民犯罪在中國全部刑事犯
罪案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對北京街市上公開銷售的１０种法制報刊在一個月內所登載的
全部案例進行統計，罪犯的職業為農民者竟占全部罪犯人數的７０％以上。据此可以認為
，農民犯罪已經成了中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世界各國在出現農民進城熱的初期和中期階段，從未發生過農民將犯罪意識和行為大
規模帶入城市的現象，他們往往是犯罪活動的針對者和受害者。以犯罪為進城活動的方式
和目的，這是中國農民進城熱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個事實。
從類別上區分犯罪，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凡是通過加強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發案率
降低并且不具有輿論支持背景的犯罪，可歸入普通型犯罪。這類犯罪無論其慘酷程度或危
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會生活中的一种難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響社會的正常生活
和發展。例如，中國湖南已開始出現受雇佣殺人的職業殺手，情況雖然讓人心惊肉跳但仍
可看作正常社會現象。當然，如果操此業者日多且已成為一种信息暢通生意繁忙的行當，
則會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恐怖。但這只是說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說明其他。
中國農民犯罪中劫持人質勒索財物的罪例明顯偏高。這類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記錄并
且經驗不足，無論受害者家屬是否報警，罪犯通常是將被劫持人質殺死甚至是殺死以后在
輕松地勒索財物。這种非職業犯罪手法反映出這种犯罪目前在中國仍屬初起階段。華人注
重家庭親情，隨著一個比較富裕的企業主階層的出現，針對他們的綁架勒索案還將逐漸增
多。但是，這類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會問題。
拐騙販賣人口特別是販賣婦女在中國農村地區有泛濫成災的趨勢，甚至有城市大學女
生被騙至偏僻農村強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這類罪行雖然令人發指，猖獗泛
濫，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會治安网絡疏寬所致。有些農村的鄉村干
部協助看守被拐騙來的婦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動，也可看作是舊的社會風俗及
落后道德的反映，對社會文明的威脅雖然很大，但与社會的政治性動蕩無關。
值得關注的是另一類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礎和相當程度的道德輿論支持的成
年性職業犯罪。西方的社會學界將這种類型犯罪稱為心動式社會犯罪，哪怕僅出現一例也
反映了社會的心臟雜音，非進行社會政策的調整無法根除。當這類犯罪活動能夠在一定的
自然結构的人群中自由地無顧忌地談論時，它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即可以認為是達到了危机
點。
中國西南各省鐵路沿線已出現專搞搶劫鐵路貨運物資為生的群体性農民。在一次對某
村庄搜查時，几乎家家都儲存著被搶的物資。如果按照中國法律對那些有贓証的農民家庭
的成年男性進行起訴，該村將成為“寡婦村”。
搶劫鐵路者自稱“游擊隊”，他們与法律的對抗也采取游擊方式。當軍警加強控制時
，活動次數減少，鐵路運輸相對安全；風頭一過，搶勢猛漲，有些貨物每行駛１０００公
里損失率高達５％。
對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無能為力。在農民企業家群体中行賄、逃稅、貪污、走
私及造售假貨等重大犯罪行為不僅极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認可、支持。他們甚至可以
公開談論自己的上述犯罪行為而不在乎會被指控和檢舉，事實上法律對這些人也很少能夠
依法制裁。极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報竟能夠公開討論“能否對犯罪的農民企業家
免于起訴使其戴罪立功”的問題。中共在經濟剛起步時有急于見成效的功利傾向這是可以
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賄者而卻能容忍這些社會敵人的存在并公開活動，
卻是非常令人不解的。這或許由于他們的短視，或許他們認為這些犯罪是經濟發展所必需
的。當一個執政党把社會犯罪看作是發展經濟的環節和工具時，這個党就正在對自己的社
會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國社會中，上述犯罪行為已有蔓延趨勢。
《中國旅游報》有一片介紹“京城溫州村”的消息。消息說南方溫州的農民到北京市
經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區的几個居民點里，因這些人多為農民，故京城人將這些聚居區稱為
“溫州村”。消息說，在溫州村針對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發生兩起。搶劫者也是來自溫州
的農民，他們結成幫伙，并制訂出明确的“生產計划”──不搶夠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
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鏢保護自己或結伙自保，家家備有木棍鐵器。“階級斗爭”在這樣
一些農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為京城的一個景觀。
在改革初始時，鄧小平曾輕松地說：門窗打開了，流進新鮮空气，進來一兩支蒼蠅又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國犯罪潮的出現，不是外來的蒼蠅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
點小點綴。當土匪公開在火車客車廂內公開洗劫時，當武裝農民將長途車乘客洗劫一空時
，當通訊電纜和民用變壓器被公然盜走時，這個國家的社會性大危机已經顯露出了端倪。
Ｃ．農村基層政權的瓦解趨勢
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由共產党的基層支部和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村長）這兩根支柱
共同支撐。因為已不再實行對農民的思想教育，在農村以言論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審判
活動也已中止，所以共產党基層支部的權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許多地區，這些支部已名
存實亡，很難再起到管束農民的作用。
村委會（村長）因為一方面負責公糧和雜項稅費的征集，一方面又負責政府方面對緊
缺農用物資的發放，所以曾被認為是有利可圖的一种權力。各种力量爭奪的結果，往往采
取輪流擔任或選舉誠實厚道者擔任。隨著農用物資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場化，農民對政府的
依賴性正在減少，村長的職位和權力已顯得無關緊要。農民在農村的生產活動為超自由狀
態，村長賴以強制農民服從的唯一手段即憑借鄉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門的支持對農民進行經
濟處罰。在農村，村民集体武裝對抗上級處罰的事件屢屢發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
庄農民私設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動軍警包圍村庄追索凶犯，而農民則
与軍警發生對立。
最危險的情況則是，農民一旦离開田土進入市場，离開他的戶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
切行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會的聯系完全處于任意和自由狀態。中國尚不存在（對農民的
）社會福利保障系統，离開胡基地的農民除了在發生犯罪行為被追緝的情況下不再与政府
和政權机构發生關聯。這种情況，既是農民或農民企業家無視法律輕易犯罪的一個原因，
又是在社會動蕩時農民卷入大規模騷動的一個潛在原因。無聯系、無管束即無恐懼。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經遭致各民主國家的激烈批評。但是這种制度畢竟
對近８億中國農民進行了有效的管理。當這种制度隨著生產責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漸
喪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須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沒有被及時設
計出來。對這樣一個人群──規模巨大而松散、處于貧困、不平和急于發財的心態、教育
不足的中國農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將是社會的巨大隱患。
在任何一种類型的社會中，社會的各种力量都不會自然地合諧与合作。西方國家對中
國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評常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誰都未能有效實行的制度
強加于中國身上，而中國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負擔，這等于進行一場誰都不
必負責任的社會空想試驗。我們說中國農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況下的這個群体
的盲目激動狀態。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還會出現的類似事件，在一個代表自由經
濟的真正的反對党出現以前，其性質和陣線講師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結果將是導致中
國社會的崩潰和無政府。我們有充分証据証明，北京事件中与軍警激烈對抗的市民聯合陣
線的組成成分是极端多樣化的。既有要求進行激進改革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少數青年
領袖；又有害怕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舊秩序的工人和國家干部；還有根本沒有政治目標
，只要求打爛一切秩序并借机發泄無名的憤世之火的游蕩農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權威運動
的天然參加者──青年學生。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狀態的力量卻在這個夏季形成合力与
政府為難，准确地表明在這個１２億人口的國家存在著危險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一個無政
府、無權威因而是無秩序的中國，將把全亞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場災難。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复雜系統，管理和權威是這個系統得以維系并生存運轉下去的
基本環節。對這個复雜系統的管理，不是技術或技巧經驗的問題，而是一种純粹意義上的
交換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雙方的給予、回報、放棄之間的整体均衡。我給予你自主地創
造財富的自由，你必須以財富的形式回報國家；我放棄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須放棄無
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為。
鄧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出于對自己兩次被獨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經歷和感受，
在一段時間內不遺余力地鼓吹必須進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設。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
，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經濟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為此，他連續挑選了
兩位力主實行政治寬松政策的官員擔任中共總書記。但是，隨著改革的實際進行，多米諾
骨牌一張接一張地倒塌，經濟管理權的放棄終于引來了政治的自由化呼聲，中央權威受到
削弱，鄧的態度不得不變得嚴厲起來。在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導下的法制建設和民主制
度的嘗試，其管理目標都明确地指向了一點，即國家生活的穩定的秩序。發自中央政府的
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層管理网絡的削弱而變得強硬起來。至于這种補償是否有利于社
會的發展，是否真正實現了管理平衡，中國社會的方方面的現實都在做出証實：一方面是
經濟連續十年高速度增長；一方面是針對經濟的和針對社會的大量犯罪現象的存在；同時
，通貨膨脹、泡沫經濟、技術停滯等惡性經濟腫痛也在生成。
這些事實預測者中國最高決策層的兩個決策動向：一，受到經濟高速增長的鼓勵，繼
續實行以下放中央管理權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二，在受到社會秩序瓦解和財政崩潰的威脅
時，將重新拾起被過去年代証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共產党傳統的思想威懾和意
識形態專政。現任党的總書記江澤民的施政綱領──１９９０年的“７‧１講話”即表明
了這种傾向。
西方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比較傾向于預測中國政府的國內政策將在今后的兩三年內
開始向右轉向。這不是對外國干預的一种机械式反饋，而是出于對本國經濟病態現象的一
种積极對應措施。美國《時代》發表了經濟學家詹姆斯‧沃爾什的文章說：中國“新的繁
榮現象有一大部分是虛假的，信貸、物价和貨幣供應量都已失控”（１９９３．２．２２
《時代》）。而日本的專家則分析說，相當大的一部分美元資本投入了中國是受到了那里
的法外暴利的吸引。當中國政府終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義、官員的貪圖賄
賂和初始泡沫經濟也成了投資環境的“有利”成份時，當它預感到經濟過熱、失控以及高
速度掩蓋下的低效益時，當這种虛假繁榮最終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時，它除了拿起過去的舊
武器之外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鄧對政治改革的熱情下降還因為另一個重要原因，即中國社會自把農民釋放出田土的
禁區以后發生了一個非常簡單然而是沒有預料到的變化。
建國３０年來，由于實行毛澤東的禁錮農民的政策，中國社會實際上分成了兩部分─
─具有相當文明程度的城市社會和閉塞、貧困、半文盲的農民群体。如果拋開農民不計，
僅從中國的城市社會的經濟、教育、生活質量和文化意識等几方面考察，這個社會已初步
具備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條件。如果僅在工業和商業范圍內進行資本主義經濟改造
，在几年之內酒會培養出一個工厂管理者和商人的階層。那么，社會的開明程度將由于這
個階層對政治權利的爭取而被推動并發展到另一個高層次。
這時，鄧完全有理由有條件進行他所熱衷的“制度”的改造和建設。
但是，中國社會畢竟是一個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兩倍的一個龐大的農民群体是一個
活生生的存在，你無法拋開他不計。而這個群体一旦沖出閘門与城市社會混同為一体時，
這個整体社會的人群素質就比單獨的城市社會下降了几個層次，而這种低素質的人群才是
中國社會的真實內容。
在社會分隔被打破以后，原來針對單獨城市人群設計的政治方案立即就暴露出它的不
合時宜和脫离實際的色彩。這就如同在知識分子的文藝沙龍里你可以整夜地演奏貝多芬和
柴柯夫斯基，而在体育館里舉行的音樂會上你必須聲嘶力竭地唱那些低級的流行歌曲。凡
是不能适時改變自己演唱曲目的那些政治家，如兩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都
不是合适的歌手，只好下台去了。
中國的政治家和國際社會的政治家，領導或干預中國，對必須真正地了解中國的農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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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phoenixyang (phoenixyang@ustcbbs) 站內: CrossStrait
標題: [討論] 第三只眼睛看中國2
時間: Thu Feb 5 23:57:40 2004
第二章 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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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毀于流民之手。中國共產党，起于貧瘠的農村，它將敗亡于農民問
題嗎？大寨道路，毛澤東設計的東方伊甸園。理想破滅与出路的艱險。最重要的問題是教
育農民。保甲制度的現代意義。民主与自由，鴆殺社會穩定的毒酒？
本世紀３０年代美國《華盛頓周刊》的一位著名評論員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無論你是
國會議員、金融家或將軍，甚至你是美國總統，只要你到中國中西部的農村去走一趟，認
識了那里的農民，那么你將立即成為中國共產党的擁戴者和信徒。
這位評論家并沒有危言聳听。３０年代后期曾由一批西歐及北美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幫
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去了中國的西北地區，后來，他們几乎全部皈依了馬克思創立的宗教，
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國共產党党員。
中國共產党在取得政權以后犯過一系列錯誤，但是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把它的貧困的農
村和衣衫襤褸的農民包藏起來，不使外界一窺廬山真面目。這或許出于中國人傳統的家丑
不外揚的虛偽，或許出于共產党之報喜不報憂的浮夸自尊，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是中國共
產党喪失了獲得國際同情、理解和援助的机會。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你根本無法理解中國
共產党的政策和苦衷。
一、 農民決定了中國現代政党的成敗
直到今天，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專家們仍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不解：毛澤東何以能夠
統領那支孤立無援的弱小的共產党隊伍打敗比它強大得多的對手──蔣介石領導的執政的
國民党？
無論從各方面的條件去分析，蔣和國民党都要強大得多，根本沒有失敗的必然性依据
。首先，蔣是正統的國家元首，在宗法意識濃烈的中國他獲得了國民的普遍尊敬和承認，
而共產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几乎都是“土匪”的同義語；其次，國民党的創始人孫中
山博士是以近代資本主義色彩強烈的“三民主義”作為党的宗旨，從社會發展階段的适應
性的角度分析，三民主義遠比空洞的共產主義理想更切合實際；再次，蔣及國民党獲得了
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共產党卻完全孤立無援。最后，這兩個党
的物質打擊力量相差得如此懸殊，几乎不可能成為一場漂亮的決斗的對手。以蔣為統帥的
國家正規軍曾達到過８００万人的規模，這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是最龐大的一支國防軍。它
的共產党對手人數要少得多，且裝備极差，几乎是赤手空拳。
自１９４５年秋季在蔣的統領下國共兩党聯合打敗日本人的入侵以后，兩党和兩支軍
隊就拉開架勢在東亞這塊遼闊的大陸上展開了一場爭奪全國政權的激戰。結果是盡人皆知
的，僅僅三年實踐，蔣先生就徹底被打敗了。他后來待著他的殘余軍隊逃到了台灣島。
這個結局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元帥在內的所有政治領袖們都目瞪口呆，但是，凡
是熟知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對此大惊小怪，因為在中國歷史上類似的奇跡或神話已經上演
過多次了。相比較而言，３５０年前的李自成將軍在軍事上的成功甚至比共產党的胜利更
顯得輝煌。這位將軍率領中國西北部的一支流寇騎兵部隊僅僅用了几個月的時間就推翻了
有２５０年統治歷史的明王朝。
翻開中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歷代王朝無一例外地都毀于流民之手
。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農民。這些愚昧、盲目、破坏力极強的農民大軍一旦
被組織起來与政權對抗，這個政權事實上就已經垮台了，根本沒有任何挽回余地。面對流
民的組織工作竟是這樣簡易有效，一個謠言就可以使他們深信不疑，只要豎起一根竹竿就
能拉起一長串隊伍（指“揭竿而起”這句成語──譯者注）
那么，現代政權或政党的命運仍取決于農民嗎？
奇跡往往能夠突出地暴露出本質上的秘密。共產党在內戰中的胜利主要得益于農民的
支持与參与。
共產党的理論家經常掩蓋這一事實。它們把胜利歸結于共產主義的戰無不胜，認為共
產主義一旦被從蘇聯引入到中國以后，取得全國政權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結果。流行于全國
的一首歌謠唱道：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
但是，中國共產党的領袖毛澤東本人卻一直對這种淺薄的認識加以冷嘲熱諷，嗤之以
鼻。他經常用“教條”這個帶有明顯貶義色彩的詞代指馬克思或列宁的理論，并對這些教
條進行了最嚴厲的攻擊。他甚至說教條是些狗糞不如的東西。“狗糞可以肥田，人的大便
可以養狗。但是教條呢？它們既不能用來肥田，也不能用來養狗。它們有什么用處？”
中國共產党的胜利一向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胜利，這一結論看來大有疑問。
毛澤東在他多病的晚年揭示了取胜的真正秘密。他說，路線是決定一切的。
這里有必要提到中國共產党的兩位創始人。因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知識是由這兩位教
授啟蒙并給他以最初影響的。他們是陳獨秀教授和李大釗教授。
陳獨秀篤信馬克思列宁提出的歷史發展規律說，即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固有矛盾以及
這种矛盾的尖銳化和不可克服性，社會革命必然到來。人類必然走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道路。因此，城市是斗爭的中心，工人階級是主力軍。
李大釗教授對馬克思列宁的學說遠不那么虔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道德和沖動的結
合物，而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是中國人，中國人口的大部分又是農民。因此，只有完成
農村的改造，新中國才能到來。
陳獨秀与李大釗的不同觀點是以后中國共產党內兩條不同路線的兩個思想認識源頭。
相比之下，李大釗教授的影響要小得多，中共早期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是陳獨秀思想的追
隨者。周恩來即始終致力于城市武裝暴動的組織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在一生中都沒有放棄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但是當他
被蔣的軍隊赶到山上落草以后，他才開始認識到了李大釗的一件更有現實意義。認識上的
這一轉變正确性是經過多次党內斗爭特別是經過党和軍隊生死存亡的考驗以后才逐漸被全
党承認，毛并因此而成為党的領袖。以后，毛的路線一再被事實証明是正确的，這條路線
也把這個党從山溝里帶入城市，取得了全國政權。毛不無得意地教導他的同僚們說：“政
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路線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
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正确路線，就是要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傾全力發動農民支持他的党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組成統一戰線抗擊日軍。這時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但是毛澤東
仍然敢于冒統一戰線被瓦解的風險而發動農民對地主的斗爭，在共產党控制區內開展“減
租、減息”活動。毛說，不這樣做，農民就無法分清共產党和國民党，哪個好，哪個坏。
１９４７年秋天，在國共兩党決戰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爭取農民的工作中下了一步
致胜的棋，他號召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并稱這些奪來的土地為“胜利果實”。現在
，國民党要從你們手中把胜利果實奪回去，你們怎么辦呢？他問農民。
農民的回答是：拿起槍支跟著共產党走上了戰場。
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那個被共產党擊敗了的前執政党──中國國民党。公正地說，國民
党人及其領袖雖然并非廉政純洁無可指責，但遠不是如共產党所描繪的是一群政治上的庸
人、軍事上的低能者和賣官鬻爵的貪污犯。當年中國的一批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几乎全部被
國民党和蔣介是网羅了去，毛澤東曾為此稱羡不已。
事實上，當蔣被共產党擊敗逃到台灣島上去以后，他及其國民党同僚在政權建設和經
濟發展上都取得了毫不遜色于中共的成就。其經濟成長方面的成績使它已擺脫了欠發達狀
態，成為新興的工業社會。目前，這個島嶼的國際貿易總量几乎与整個大陸地區相等，而
外匯及黃金儲備總額在近十年中始終處于世界的前兩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大陸
進行的經濟革命几乎完全以台灣的發展模式為藍本，而台灣的資金和管理技術亦開始回流
大陸。
但是，台灣這些建設成就的取得是有一個前提的，那就是當蔣氏父子桃向這座海島的
同時，他們也把几億貧困農民這個大包袱甩給了剛剛奪取了政權的中共。沒有這一次擺脫
，絕對不會有什么經濟成就。事實上，國民党以軍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的形式把几十万農
民帶到了台灣，而他在一次表現出對農民的無能，這几十万退伍官兵以后一再給當局制造
了許多麻煩，至今仍是台灣社會的一個不小的負擔。
敗亡竟成了命運的轉机。從此，中共開始了极為艱難的跋涉并一再重复性地犯錯誤；
而國民党迅速滑向死亡的勢頭卻神奇地停止了。
几億農民這個巨大人群群落的存在，使國民党在与共產党的決斗中一開始就處在被動
挨打的地位。
國共兩党激烈斗爭發生在１９２７──１９４９這２２年間。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由
于工業生產上處于原始蒙昧狀態而在社會性質上仍是典型的封建農業社會。農民与土地主
兩大階級由于利益相互沖突而在政治上尖銳對立。由土地主階級脫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
和知識分子集團既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又控制著思想文化陣地。而政党、政權和軍隊的
中堅力量和骨干成員几乎全部由土地主階級的成員所組成（中共在早期階段亦如此）。國
民党在与舊軍閥的爭斗中是相當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農民反地主的斗爭又支持由地主、
工厂主和知識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層社會集團維護秩序的要求。而一旦它奪取全國政權（討
伐軍閥武裝成功）從而成為執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臨著這樣一個絕無可能似是而非絕不
可能保持模糊中立的選擇：支持農民反對地主，或是支持地主鎮壓農民。
也就是說，國民党必須為自己選擇一個敵人。問題在于究竟選擇誰？
這种選擇是既嚴峻又十分艱難的。安撫農民爭取農民的支持，勢必要逼迫地主和城市
利益集團讓利從而造成整個社會上層勢力的反叛；支持地主階級和城市利益集團也就會勢
必逼反農民（中國成語：逼上梁山，即把農民逼成反社會的強盜。毛澤東后來在他的臨時
首都延安城內极為欣賞一部以“逼上梁山”為名的中國歌劇，他后娶的妻子江青女士就是
這出歌劇的女主角出演者）。
蔣在任北伐軍總司令進行討伐北方軍閥統一全國的戰爭中不僅獲得了農民的全力支持
而且親眼見到了農民力量的巨大和難以約束。當他在城市上層社會勢力和外國資本利益集
團的壓迫下最終選定把槍口指向農民時，他不僅要經受膽量的考驗而且肯定也遭受了道德
上的折磨。
蔣介石和國民党也不可能走一條調和矛盾的中間道路，如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初
建時調和階級沖突以取得社會穩定。由大量証据証明蔣曾試圖這樣做，但３０年代的中國
已無可能重演歷史，現代工業開始出現，外國資本已經流入，民主階級正在生成，更重要
的是有了一個共產党的公開存在。
１９２７年蔣曾試圖以襲擊方式將共產党徹底殺絕， 從而為自己從容地治理（或調和
）這個破碎的社會創造條件。但是從結果來看，蔣選擇的這种方法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
樣做不僅把共產党逼近了農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會基礎，而且也為几億農民提供
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組織者。走投無路的共產党和同樣無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國農民一拍即
合，迅速匯成一股足以能夠推翻舊有社會秩序的社會主体性力量。
那時的中國共產党更准确的名稱應該是農民党。國共兩党對抗，兩個龐大軍事集團的
超大規模的決戰，實質上是農民与地主階級及城市上層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全面戰爭。但
是，在這場戰爭中農民和地主都不是胜利者，因為從以后的結果看，農民并沒有從胜利中
得到除土地以外的任何好處，而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即以“走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的名義
被新的地主──國家收回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共產党，真正從戰爭中得到好處的是中國的
工業建設。這种結果標志著傳統的農民与地主的戰爭由于共產党的參与而具有了現代（資
本主義？）性質。
中共的選擇農民雖然是被迫的，但是這种聯姻一經确立以后他就未再產生大的動搖，
直到最終拿到胜利果實。其他階級的成員主要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被大量吸收
進共產党的隊伍并且成為了其中的骨干力量，但這并沒有影響党的農民立場和路線。因為
這些入伙者必須接受轉變立場的教育和洗腦，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必須“把屁股坐到農
民的一邊去”以后才會受到信任。
選擇農民作為依靠并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就是毛所說的正确路線，而對農民進行教育、
約束他們的盲目性以及用軟的手段瓦解地主的抵抗，這些可以稱為“政策和策略”。毛的
路線和政策也曾受到過他的同僚們的嚴重挑戰。在中共党史中分別把這种挑戰稱為“左”
的和“右”的錯誤路線。對于毛澤東來說，相地主妥協的右傾路線固然不能容忍，而脫离
農民和鄙棄農民的左傾傾向卻是更加可惡的，因為這樣做“會斷送了革命”。毛澤東后來
對劉少奇的厭惡，對周恩來的戒備，恐怕都与這些党的領袖主要搞城市工人運動的經歷与
傾向有關。在毛澤東辭世以后，中國人更傾向于相信毛的錯誤是左傾，相信他是极左的策
動者，這在西方國家的中國問題學者中是很難理解的。因為毛澤東從沒有遵照共產國際的
指示和馬克思列宁的教條行事，從沒有脫离農民去城市搞工人階級的游行和暴動，這使他
挽救了中共并且把這個党引向了成功。
中國的歷史反复証明，農民是決定一切的。那么，當中共建立起新的政權以后，農民
還是決定一切的嗎？當鄧小平在中國推行改革和開放的新國策以后，農民能決定改革的成
敗嗎？
二、 中共面臨的選擇：放棄農民嗎？
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后，不僅它自己也處在了農民与其他階級和集團利益沖突的火山
口上，而且從自身成功的經驗中它也很清楚地認識到農民力量的強大与可怕。更嚴重的是
，當中共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方式的工業建設和改造以后，社會很現實地產生出一對新的矛
盾，城市工人（也包括知識分子和中共的党政軍干部）与農民的利益沖突。
對于舊的矛盾，中共在成為執政党的第一年就以瓜分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
辦法解決了。但是對于工農這一對新矛盾卻無法用簡單辦法解決。由于現代工業生產与手
工畜力為主的農業生產在勞動效率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新中國這個工人農民的家
庭中工人与農民兩兄弟之間必然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不僅如此，當一塊蛋糕由兩兄弟
分吃時，你多吃一口就是對我的剝奪。
作為家長的中共此時面臨著一個非常棘手的兩難選擇。安撫農民將放慢甚至放棄工業
建設，而沒有工業建設這個國家將沒有進步；加快工業建設就必須剝奪農民。中共愿意把
農民推向自己的對立面去嗎？
值得稱道的是，中共高層干部几乎一致同意暫時放棄農民而在全國發展工業生產。（
也有個別例外，如以立場頑固著稱的彭德怀元帥因為為農民“請命”而与毛澤東發生激烈
對抗，被解職。非常奇怪的是，目前中共的理論家們在重新評斷這次爭吵的是非曲直時，
几乎眾口一詞地對毛澤東進行非難和職責，而替彭德怀元帥鳴不平。這是不公正的，作為
農民的儿子毛澤東何嘗不愿意為農民多爭一杯羹？如果有對農民過分剝奪的過失而應受到
指責，也應辨清最本質的“路線”是。）中共的這种選擇是既痛苦又充滿風險的，但又的
确是非常明智的。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里，中共以政權的力量勒緊了農民的肚皮而在國門被
緊密封鎖的困難處境下獨立地建成了自己的比較完整的工業体系，并且成了世界核俱樂部
的成員之一。
事過之后我們可以做這种設想，假如中共党史做出相反的選擇，那么它的工業化道路
將是一條由富裕農民積累資金再轉而手工作坊再進而辦工厂這樣一條漫長的道路，而中國
農民經過兩千多年的積聚又辦起了几個工厂呢？一個沒有工業的中國，在周邊國家的覬覦
下能夠完整的生存嗎？
從理論上說，中共從農民立場轉向工業立場，是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放棄而走向國家資
本主義。雖然因為又不得不時時顧及農民的利益，不得不心怀不安地用馬克思主義的堅硬
教條修正自己，這种國家資本主義并不典型。但是，在剝奪民族資本使卻做得既典型又漂
亮，在敲鑼打鼓聲中就把小魚小蝦般的工厂主們剝得干干淨淨。
國家集權的資本主義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起步點，但是也因為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在國
家肌体上留下了深深創痛、累累傷痕和种种极權主義弊端；同時，也是國家形象受到极大
的損傷。這個窮漢還沒有學會使用刀叉，餓极了時他的就餐姿態很不优雅。
但是，歷史將記述下這個事實：在中共不优雅或相當粗暴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現代
化的起步。
現在，剩下的唯一問題是：怎樣對付農民？
三、 解決農民問題的兩個方案：禁錮与解放。
世界上任何國家在對付或治理對社會整体秩序构成破坏、沖擊或威脅的人群群落時，
無非是采取這兩种辦法，或限制它在一個范圍內活動，或徹底消滅它的特性，使它不再成
為威脅。這兩种方案當然以后一种更為理想，但由于受條件所限你根本無法同化它，于是
只能采取禁錮的辦法。由此可見這兩种方案本身并無積极与否的區別。美國的歐洲移民們
曾將他們的黑奴禁錮了一百多年，《解放黑奴法案》之后又對他們進行了一百多年的同化
，至今仍在不斷發生种族暴力沖突事件。
中國農民對中國城市社會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僅僅由于教育狀況的不同而形成的文
化与意識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這兩部分中國人划分成兩個种族。种族間的排斥感明顯
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憫与嫉妒、隔膜与擠入，成為城鄉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
同化的机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不存在，因為工業生產的發展水平根本不可能為向往
城市生活的農民提供足夠的工作位置。在這一時期內，任何試圖同化的舉措都將以整個社
會的倒退為代价。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一千几百万城里的學生上山下鄉當農民，使
毛澤東浪漫主義的典型作品。其結果是整整一代人的教育進程的中斷。８０年代以后的農
民進城的浪潮所造成的社會道德和秩序問題也是极為嚴重的，已經對社會造成了許多現實
的麻煩与威脅。
毛澤東的方案：把農民牢牢地禁錮在土地上。
毛澤東的農民治理方案是一個相當复雜的由多种思想成分混合而成的辯証体系。這里
面既有田園詩般的幻想又有共產主義的空想；既有充滿溫情的教育和誘導又有嚴厲冷酷的
管制与強迫措施；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硬性原則又有歷史遺留的大量統治經驗。如此丰富的
內容被包羅在一個体系中，不僅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天才和創造性（我的學生們在討論中
國的問題是常常被毛的天才惊得目瞪口呆，他們种的一半人愿意接受毛是個神而不是常人
這种說法），而且被証明是十分有效的。６億（以后發展為８億）貧困而缺乏教育又富造
反傳統的中國農民竟馴順地被禁錮在土地上達３０年之久，終于為中國的工業建設贏得了
充分的時間。
一合作化運動
中共自建國伊始即開始在農村開展合作生產的試驗，以后便以行政權力（几乎是暴力
）強行在農村推行合作化改造，直到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后最終將農民的私有土地
全部收繳集中以后才告一段落。但從此以后，農業生產合作化或稱人民公社化被寫入憲法
，成為任何人不許擅動的一個鐵的原則。
最初的合作化設想應該是善意的。農民分的土地等生產資料以后，由于生產條件的差
异還會出現兩极分化，共產党絕不遠在自己手里又制造出一個新的地主階級。而且合作化
有利于推廣良种和使用新技術，有利于農田基礎建設，因此可以說這种設計帶有提高農業
生產水平的主觀善良動机。
但是在以后接連發生的兩件事卻使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初始設計發生了預料之外的偏
移，轉而成為對農民治理的一种最現成的借用模式。
一是發生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熱潮。毛澤東似乎是被他的熱情的下屬們的工作熱情
所迷惑，迅速墮入一种奇跡即將發生的神奇預感中。它將中國比作一顆原子彈，“這顆原
子彈一旦爆炸，社會將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我們能夠做到以前從未做到的事情”。
人民公社恰好是原子彈爆炸的一個良好組織形式；而且，這似乎也是一個一舉解決工
農差別從而根本消滅舊式農民的千載一遇的時机。于是，人民公社立即被履行成了一座專
事各种生產的兵營（或可稱集中營）。与小農生產有關的一切都在一夜中被拋棄，甚至農
家廚房也被共產主義的大食堂取代。公社的成員被分派去進行工業、農業、礦業等各种門
類的生產，几乎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鋼鐵厂，并建立了科學研究的專門机构。
這件是真實地暴露了毛的意圖，以提高農民的方法消滅農民，而人民公社恰當地為實
現這一想法提供了組織形式。毛先生本人對地方各級官員上報的顯示大躍進輝煌成就的各
种數字并不太相信，也不甚感興趣，他更注重實現烏托邦幻想的過程而不是終极目的。因
為在奮斗的過程中，人的精神將變得美好，心靈趨向純洁，這种由舊道德迅速向共產主義
道德過渡的辦法很可能是徹底改造農民的一條簡捷的道路。此后，毛澤東這個農民的儿子
，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終沒有忘掉教育、改造農民這個目標。
另一件事是大躍進失敗后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勢力”迅速抬頭。作為對虛幻共產主義
的一种懲罰，農民以偷竊、流浪、集鎮黑市等手段向共產党政權發出了挑戰，特別是黑市
上高价出售糧食和蔬菜，直接威脅到了城市工人的穩定。這些事實不僅對毛改造農民的熱
情計划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而且也在証實著毛頭腦中那個可怕的預感，農民這個巨大的群
落，是一個不斷滋生毒菌的溫床，“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從這時期，毛澤東對
中國農民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折，他不再對他們心存幻想，而且開始產生了潛在的恐懼心
理。
歷史將搞清這個謎：農民与毛澤東，究竟誰背棄了誰？
６０年代中晚期，毛澤東在全國農村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對“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的
掃蕩。１９６４年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几乎把公社以下的所有基層干部全部列為
可疑分子，由城市工人和職員組成的工作隊深入到鄉村，發動農戶中的懶漢和赤貧者，對
干部逐個進行審查清洗。毛澤東說，我們對付的是國民党。
１９６９年開展的第二次運動的目標仍是打擊農村的“資本主義复辟勢力”，這一次
運動的對象甚至擴大到一般較富裕的農戶和手工匠人。這些人僅僅因為比較一般農民有更
多的掙錢机會，生活稍顯寬裕而被列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運動結束時，這些農民
游离土地的謀生方式被嚴格禁止。
這兩次運動不僅把農民牢牢地釘死在土地上，而且也把農民的思想牢牢地束縛住了。
農民對政權的權威深怀恐懼，噤若寒蟬，甘居貧困而不敢口吐怨言。
中國封建時代歷來有在農村實行保甲連坐制度的管治措施，以鉗制民口，約束行為。
農民跟隨共產党取得了對地主的戰爭的胜利，但他們并沒有從而徹底解放自己。生產隊、
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這三級農村管理网絡所達到的管理效果已經類同甚至超過了舊式保甲
制度。因為不僅要限制農民的言論和行動，而且還要從根本上消滅他們發財致富、通過奮
斗走進上流社會的妄想。
事實是，１９７７年逾１９４９年相比較，中國糧食總產量和農業總收入雖然有了明
顯的增長，但由于農村人口增多，城市用糧急劇上升，農民年均口糧數量几乎沒有提高，
低糧价政策使農民极少有余錢擴大再生產。農業始終在原有水平上悲慘地徘徊。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將共產党政權与包括國民党在內的一切舊政府并列或
等同看待。同樣是對農民的粗暴統治，目的或動机卻有著极大差別。毛澤東有難言的苦衷
，他必須在敵人的包圍和威脅下（這期間，美國人至少有三次准備用核武器襲擊中國，蘇
聯則有一次）進行艱苦的工業建設。如果農民用自發資本主義的方式從內部瓦解建設計划
和政權，他難道能袖手旁觀嗎？而且，按毛本人的說法，大道理管小道理，為了大道理（
國家工業實力的增長）而對自己的農民兄弟動粗，這也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毛澤東的方式肯定是錯的，他的動机則沒有大錯。問題是怎樣評价人民公社對農民進
行嚴格管制的效果。假設從１９４９年開始就實行徹底解放農民、任由其自由發展的政策
，這個國家的今天絕不是這般風貌，或許，他早已成為另一個印度了。
二農業學大寨運動
毛澤東對農民的感情并沒有由于農民表現出的資本主義傾向核銷資產階級的貪婪而有
所改變，他始終是農民的儿子。１９６０年發生的大飢荒餓死了不少農民，他焦慮得夜不
成寐，几次失聲痛哭，并由此几年不吃肉。他也希望農民能夠擺脫飢餓和貧窮，但是這种
致富活動必須符合三個條件：ａ、不允許農民离開土地以免對城市的工業建設造成威脅；
ｂ、平均的共同的富裕，不允許落下一個“階級兄弟”，也不允許產生貧富差別；ｃ、致
富的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動員農民的力量。毛澤東說：人的力量是無窮的，人定胜天，人
多好辦事。這為哲學家仍沒有放棄通過勞動（尤指不計報酬的列宁式的義務勞動）而提高
、改造并消滅農民的設想。
這几乎是一道無解的難題。但是，善察毛澤東的意圖而又极富智慧的周恩來還是找到
了解題的鑰匙。他把位于貧瘠山區的山西省大寨大隊介紹給了毛澤東。他說，這個大隊大
災之年沒有減產，農民干勁大，丰衣足食。
周恩來沒有撒謊。大寨的村民在窮山惡水的干旱山區用肩膀和石頭壘起了一道道堅固
的石壩，并在壩內填土從而形成有海綿狀表土層的“小平原”。干旱山區的這种人工工程
對一般性自然災害有抵抗能力，并且可從新造地塊上獲得較高的農作物單產。從更長遠得
更廣闊的范圍來看，如果全中國的北部和中部的干旱地區都建成類似的人造工程，那么就
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貽害中國几千年的水土流失問題，甚至黃河的水也可以變得清澈見底。
民謠說：圣人出，黃河清。中國出了毛澤東，舊貌換新顏。
面對大寨這個生產典型，毛澤東激動不已。
從某种意義上說，大寨村的農民拯救了毛澤東。這個在最初意義上進使生產經驗和耕
作技術的農村典型不僅使苦悶中的毛澤東先生找到了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而且是對
他的浪漫理想和英雄意志的一個准确的注解。他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相信
英雄的意志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全國几億農民和一千多万個生產隊都像大寨一樣，中
國不久可以平地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樂園嗎？是的，可以。毛澤東在几年以前曾憤怒地斥
問他的党內同僚：誰說雞毛不能飛上天？
于是，毛澤東威嚴地向全党和全体農民發出了命令：農業學大寨。
毛澤東對大寨得偏愛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從更本質的心理因素去分析他這种情感產生
的原因，我們很容易發現他与大寨之間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聯系。這种聯系即中國農民所能
擁有的最輝煌的夢想──田園詩般美妙的、与世隔絕因而也是靜謐的、自給自足無憂無慮
的小康農家生活。毛澤東用詩歌表達他的這种夢境：到處盛開著鮮花的國度里啊，洒滿陽
光。（芙蓉國里盡朝暉──譯者注）。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積极實踐者，毛澤東把小康農家的范圍擴大為一
個生產隊。這一擴大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不僅是庸俗狹隘的農民理想具有了社會主
義的光環，而且使這個“大家庭”還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淨化靈魂、提高農民、由窮
變富等。更主要的石，或者說農業學大寨運動最大的客觀效果是：賦与農民以理想和希望
，使他們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錮在土地上。
中國封建社會有几千年之久，歷朝統治者為約束農民設計了不知多少方案（紀元前七
世紀在中國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律中，就有了對游蕩的農民殺頭的規定），但是，任何方案
也沒有毛澤東設計的大寨方案更完美有效。這一方案剛柔相濟、誘惑与強迫交用、理想与
現實共存。直到今天，當鄧小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散了全國的生產隊以后，毛澤東的大
寨方案仍保留著自己的相當神圣的地位（只是理念上的，實踐方面的活動早已停止）。無
論如何，建設家園以及改善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應該是不錯的。問題是當新一代領導人發
現必須對農民加以約束（以后我們將提到被解放的農民已經給這些領導人制造了多少麻煩
），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時，他們已經再也沒有了大寨方案這個法寶，他們只能采用當
時兌現酬金的辦法收買農民的勞動力。
許多人怀念毛澤東，這在今天的中國仍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由于毛澤東在中國具有等同与神的權威，所以農業學大寨運動几乎沒有遭遇到他的同
僚們的反對。即使保守派首領周恩來先生在許多問題上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在這個
問題上歷史只留下了他心悅誠服并不遺余力推行大寨經驗的紀錄。鄧先生在文革中复出后
對學大寨運動也未提出過不滿、反對甚至修正性意見。
唯一反對的聲音來自知識分子階層和少數中下層政府官員。這些反對的聲音雖然微弱
但因其方法的惡毒而造成了相當廣泛的影響。這些反對派傳播并散步一個未加証實的謠言
：大寨村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政府的大筆現金和物資的援助。另一則謠言則說，由兩個師
的高炮部隊長住大寨的山頭上，用炮彈驅散一切有可能挾帶著冰雹的黑色云朵。
他們譏諷地發問：全國有那么奪得生產隊，他毛澤東能派去那么多的高炮師嗎？
關于高炮師的說法似不可信，因為這樣做太過分了。這則謠言雖然很易被識破，但它
竟能在知識分子和下級干部中不脛而走，說明這些人并不在乎傳言的真實性，只不過借諷
刺和側面攻擊的方式發泄自己內心對毛澤東的不滿罷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也僅能以
此种中國式幽默和謠言發散內心郁悶的情緒。
物資支援可能确有其事，無非實在數量多寡、是否付款以及是否平价等問題上大寨村
民与外界傳言之間有不同的說法。中國當時物資极度匱乏，即使花高价也賣不到農用化肥
和油料，但地方官員卻主動給大寨送去了這些物資，這大約就是真相。
這個鎮相繼精彩。它形象地表演了中共干部們是怎樣打著紅旗反紅旗，怎樣用一點可
怜的農用物資奪取了毛澤東膝下愛女的貞洁的。大寨，只要接受了一吨額外的化肥，不管
是否以按价付款，它就等于出賣了貞操，喪失了農業樣板的真實性。大寨人极有可能沒有
拒絕這些誘惑。
這一切都是從“愛護”毛親自樹立的“紅旗”的善良動机出發的。中國過去和現在有
許多英雄和模范以及樣板式集体都是這樣被毀掉的。這常常使人想起一群惡漢中間的一個
天真純朴的少女，她极少有可能擺脫誘惑和甜言蜜語。常采用的辦法是夸大她的成績，夸
大到极荒唐极不可信的程度從而讓她出丑；或者吹捧她并把她說成無所不能的神，像耍猴
似的把她放在高位上展示給人們看。西方國家的許多政治家對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非常尊
敬。但是，在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時周很有可能是出于迎合毛的動机而把大寨村一個
半文盲的農民提拔為國務院副總理，周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以他的精明是不應該做出既害
毛澤東又還了那個農民，同時也使自己玷污的事情的。
在考察研究中國的問題是，我們常常發現中國人實在太不理解太不愛護他們的領袖毛
澤東了。當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省長和縣長們成群結隊去大寨朝覲，并順便帶領妻子或女秘
書沿途游山玩水時，大寨村這個以實踐毛澤東自力更生思想而成名的農業生產單位，在全
國人民心目中已經聲名狼藉，几乎成了怪物。
真正反對農業學大寨運動并有效地破坏了這場運動的是全國的農民。
在口糧不足又不付給報酬的情況下，僅憑精神刺激（包括表揚、批評和打成反革命分
子的嚴厲手段）就動員億万農民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并使這种熱情持續十年之久，這在任何
國家都是無法做到的，但是中共卻做到了。雖然農田效益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農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積极怠工，賣力气地執行指令并把指
令執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農民在執行深翻土地（也是為了有一個海綿狀的表土
層）的指令時，將農田深翻到一米，結果是生土層壓住了熟土層，第二年几乎顆粒無收。
而內蒙古的肥沃草原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被破坏得滿目瘡痍，許多草場在十几年以后已
退化成沙漠。中國南部則大搞圍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從地圖上消失了。這樣做
的結果是极悲慘的，因為一旦這些起調節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個長江
中下游都處在了洪水的嚴重威脅之下了。
對十年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做出諷刺性總結的是１９７５年的河南安徽兩省的大洪水。
一夜之間，３０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發生了澇災也不
應該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損失。問題發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區的十几座質量极成問題的小水
庫上。這些連成一串的水庫像多米諾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庫的堤壩決口而發生連續倒塌，
水量越聚越多，沖擊量越來越大，十几座水庫的蓄水在人們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傾瀉而下，
許多人在夢中就已經死了。
應該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責任并不能完全歸于地方領導的無知或無能，許多事
情是農民自覺自愿并且非常積极主動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場种植農作物，比如圍湖造地，
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丟失了一半面積，這些違反常識的破坏性行為常常是農民在夜
暗的掩護下偷偷完成的。當然，農民的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得到干部們的贊許的。而這
些可以稱之為犯罪的活動，當時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沒有明令禁止！沒有人有這個勇
气，因為這一切都是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下進行的。誰敢反對毛澤東呢？
毛澤東又一次被自己的農民兄弟出賣了。農民的自私、狹隘和短視，可以把他為他們
設計的美好藍圖施工成一場災難。但是更公正地說，擋你決心要把几億并不馴順的富有反
抗和破坏傳統的中國農民禁錮在土地上時，他們能不玩出一些惡作劇讓你難堪嗎？當宁夏
的回民聚居區的農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養豬積肥時，毛澤東在整個第三世
界國家中都丟盡了臉。
哈佛大學的德哈特‧Ｈ‧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國政府公布的各种統計數字以后，得
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把勞動力動員（指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２０年作為整体的
話（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化肥、殺虫劑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糧食
增產總量中几乎占２／３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勞動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勞動力
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積的擴大，是剩余的增產部分的增產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資料全部為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年
鑒》，計算的結果是農業學大寨運動為糧食增產所作的貢獻不足２０％。如果有人覺得這
种計算結果太令人寒心，從感情上難以接受，要知道几億農民在天寒地凍的冬季干了十几
年二十年，他們的心血和汗水應該有更大的价值，那么還有另一种計算方法，即假定相當
一部分化學肥料和農藥被守舊的農民扔進了大海而并沒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
，那么農田基本建設的效益就相應地增加多少。但是，這樣計算不是對中國農民是一個更
大的侮辱嗎？
平心而論，我們在這里還不忍心把另一個事實計算進去。十几年無效益的勞動，十几
年在紅旗的引導下毫無報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終會形成逆反心理，誘發一种舍棄
土地厭惡勞動的懶惰傾向。從目前發生的許多情況看，這种傾向已經在向社會進行報复。
它不僅將農業學大寨運動碩果僅存的一些農田設施廢棄毀坏了，而且也將毀掉中國農民几
千年來一直保持的勞動、務實、勤儉的优秀傳統。在許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國農田設施
已轉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為了他們的財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農民則樂
于袖手看著政府官員們左右為難。逆向農民征收資金維護或擴建這些設施嗎？農民將向中
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層政府官員。中央政府在這种情況下也只能是支持農民，他們不愿看到
因為“增加了農民負擔”而最終使得全部農民都逃离土地。
离開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０．１公頃的中國竟有大面積農田因無人經營而閑置，這
難道就是對毛澤東發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懲罰嗎？他對中國農民的深厚感情，他為中國農
村到處盛開鮮花洒滿陽光而付出的心血，難道一點儿也得不到回報嗎？
這又一次証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三文化大革命
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錯誤，而動員
几億農民也參加到這种無政府的狂熱中去，則是毛澤東犯下的一個不可饒恕的罪行。之所
以是不可饒恕的，是因為他本人甚至中國農民的狹隘和半文盲狀態，甚至任由這樣狀態下
的超大規模的人群去造反將造成什么樣的后果。但是他不顧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勸阻（這兩
個人以及彭真企圖炮制一個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學術界的范圍之內，這被認為是一
個陰謀），一意孤行地號召農民去造政府各級官吏的反，于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
底的兩年間中國農村几乎變成了一個屠場。
毛澤東的錯誤應該由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全体負責，因為毛在歷史上曾不止一次翻
過類似的錯誤而中央委員會不僅未能就這些錯誤做出正确的清算結論反而作為毛的功績而
大家贊揚。這不是為尊者諱的問題，而是由肯定領袖的功績進而發展到迷信進而形成新的
教條，錯誤的東西也變成了正确的教條被認真執行。這說明這個党雖然領導了一場偉大的
革命并獲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員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它的權利
和作用相當于西方國家的議會。而那些“議員”的選拔方式則完全是軍隊或家庭式的，由
長官或家長指定。因此，循規蹈矩的委員們很難真正民主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而這個“議
會”也就不可能起到監督和制約政府及領袖的作用）。
１９２３年湖南農民（請記住，是湖南農民）在國共合作進行反對軍閥的戰爭中，曾
在共產党的鼓動下建立起許多委員會，開展對鄉紳和地主的斗爭。斗爭是過火的，殺人、
放火、戴高帽子進行人身侮辱。毛澤東為此些了文章，興高采烈地歡呼：流氓懶漢運動好
得很！（指“痞子運動好得很”──譯者著）。
農民反對地主以及共產党必須依靠農民進行斗爭，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僅從斗爭的策
略來看，流氓懶漢的胡鬧（事實上真正老實做田的農民并沒有參与鬧事）畢竟激怒并嚇坏
了蔣介石的國民党。于是，在共產党人毫無戒備，仍在到處放火玩鬧的情況下，蔣在憤怒
的地主和軍人的支持下對共產党發動了一場一网打盡的襲擊。在這場襲擊中，共產党基層
組織被破坏殆盡，６万多名共產党員中的９０％被屠殺。
折斷歷史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認真的討論和總結，因為每人敢于發表不同的看法。劉
少奇如果沒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慘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話，他或許會提出一些更清醒的
意見來，因為他在當時和以后都對毛的農民運動持保留態度。
我們仍然說毛澤東動員農民參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動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級政府官吏瞞上欺下的作風使農民吃盡了苦頭，甚至造成６０年代初期大范
圍內餓死人事件的發生。毛澤東對這些官吏已忍無可忍，急欲發動農民對他們進行清算；
其次，農民种的“自發資本主義實力”一再向毛的路線發動進攻，并已實際造成威脅
，毛對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發動一場一勞永逸的戰役，徹底消除這一威脅；
第三、仍然是教育農民、改造農民。文化革命的公開目標是清楚舊文化、舊道德、舊
思想、舊習俗。毛認為放棄使農民從道德意識上快速步入共產主義的企圖；
第四、 在与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党的總書記鄧小平的決戰中，毛神經緊張并缺乏必胜的
信心，而他堅信農民會戰在自己的一邊，因此才把農民動員了起來；
最后，發動農民參加文化革命与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的設計并不矛盾。因為毛深信精
神成果勢必會轉化為物質成果。抓革命促生產，促進農業學大寨運動深入發展，這些口號
和實際做法証實了這一點。
毛沒有估計到的只有一點，几億處于半文盲狀態的農民憑借什么武器去清除舊的道德
和思想文化呢？他們又根据什么去區別好干部和坏干部呢？
很閑談，中國農民在這里同樣是貧窮的，几乎一無所有。因為農民固有的傳統思想意
識本身就在被批判和清洗的范圍之內，而他們在學習記載著毛思想的小紅書時，除了死背
硬記一些條文外，其基本內容往往用自己的思想道德觀念加以了徹底的改造。應該被清除
的東西披上了毛思想的戰袍，從而光芒四射，這大約就是文化革命在農村的一种成果。農
民們就是以這樣的思想為武器加入毛的戰線投入戰斗的。
于是，他們只能給毛幫倒忙。（自從毛在建國以后決定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并在工
業建設与農民之間最終選擇放棄農民以后，農民似乎從未在一件事上真正幫了毛澤東）。
關于農民在文化革命中得可笑、可恥、愚昧、罪惡以及破坏等行為，西方國家的報紙
曾做過大量披露。而中國即使在鄧小平徹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仍堅持對此秘而不宣。這樣
作為以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行為實在太黑暗太丑惡，以至于一旦為人所知將使中國党和政
府的形象蒙受太大的損失，盡管主要責任應由過世的毛澤東承擔。
由于得不到中國官方的准确數字，我們無法确知在文化革命初期那几個月里湖南省南
部各縣一共有多少名“五類分子”（地主、富農以及其他可隨意加之与任何人的身份）被
屠殺了。因為中共在土地改革是為了准确辨明階級陣線，曾給每個家庭都划定了成分。所
以，屠殺的對象全市以家庭所有成員為目標的，婦孺皆不免。屠殺全家還因為農民傳統的
“斬草除根”意識和毛思想中“防止階級敵人复辟”思想在起作用（這是對毛思想加以改
造的一例）。這股屠殺之風像野火一般瞬間挂遍几個縣的鄉村集鎮，槍擊、活埋、集体焚
殺，至少有上百個家庭和几千人被殺掉了。當大批軍隊被派來制止住屠殺以后，一位解放
軍的下級軍官說：“這种悲慘情景令人感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
稍后一些時候類似的屠殺也發生在了內蒙古草原甚至是北京的郊縣。与湖南的情況不
同，內蒙古屠殺的對象几乎全是牧民中的中共党員和干部，而屠殺的目的卻是要保衛党！
起因是一則謠言。有人無中生有地編造了一個謠言稱，內蒙古地區存在一個秘密的党，該
党的宗旨是爭取內蒙獨立。于是開始清查并對受審者施用私刑，許多人受刑不過而胡亂招
供，這樣一連串的“坏人”就被找了出來。這些“坏人”全部受到酷刑，其中一部分在刑
訊中死亡。
公允地說，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本質動机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有群眾參与的民主的
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認毛的這個動机，就無法解釋他對工人和農民無政府行為的放任鼓勵
以及為什么他在一夜之間將全國各級官吏全部罷免。事實上，毛在建國以后特別是由于“
人禍”而發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飢荒以后，對中共的中下級官員產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
甚至是憤恨情緒。同時，由于處在這些人的包圍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層的人民，也使他孤獨
并有被人陰謀架空的猜測和潛意識。有材料說，毛澤東曾秘密派出身邊的保鏢去一些省份
的農村“訪貧問苦”，但因這些人一出門就被下面的官員收買了，發生了多吃多拿的問題
，毛不僅未獲得渴望知道的真實材料發而更加覺得情形的嚴重与可怕。（毛自己出錢為這
些人做了退賠）。
中國的決策体制必須民主化，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說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
自己身居在一個宗法性极強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長，這是他根本無法由上而下地
推行他的設想，只好轉而發動民眾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級官吏達到，希望由這個過程中自然
地形成類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權力机构和民主作風。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亂和破坏使他
的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沒有放棄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組成的新的權力机构“革命委
員會”時毛澤東堅持要實行“三結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農民跨入權力的大門。他自
己也把上海的一個青年工人吸引到身邊來，親自鼓動中央委員會把這名工人選為党的副主
席，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養（在那一時期見過毛澤東的外國領導人大多都在毛身邊見
過這位相貌英俊、循規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農民深深地
傷害了。這些人或者原來就是破皮無賴、品行不端者，僅憑著能言善辯敢于出人頭地而爬
上了高位（擔任副主席的青年即屬此類），或者很快地被權力所腐蝕，成為以權謀私的霸
王。少數真正純朴本分的一般民眾即使當上了官員也很難發揮作用，因為他們既沒有文化
也缺少政治閱歷和官場斗爭經驗。那位當了副總理的大寨農民在國務院會議上几乎一言不發
，度日如年。
毛去世前的最后一個生日（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會見了一
位舊相識的農婦。農婦向他哭訴的仍然是吃不飽肚子。這与他在１９６０年听到的情況完
全相反。經過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經過一場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革命，農民景況依
舊、官員照樣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一個健康的民主的領導机构仍然未能建立起來，毛
澤東就是在這种沮喪而無奈的心境中溘然長逝的。他無法瞑目。
西方公眾和政治家們把毛澤東看成是一個狂熱的极端專權的共產党皇帝，這是一個极
大的誤解。其實，這個任何中國的大多數人以及西方的公眾一樣，都希望有一個合理的公
正的政治秩序，而且都把這种希望寄托在建立民主決策和民主制約的政治体制上。但是，
毛澤東在中國根本無法做到這一切。
以毛澤東的威信、權力和政治經驗，都無法做到，這大約說明在中國尚不具備建立這
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條件。沒有條件而又要強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殘酷的現實去碰撞，這
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悲劇，也使他個人的不幸。
毛澤東尚且做不到（指建立科學合理的決策体系──譯者注），美國人的干預能起作
用嗎？
毛澤東用暴政的辦法把農民穩定了３０年，即使大飢荒餓死了許多人，即使文化革命
殺了不少人，農民畢竟始終被禁錮在中國的黃土地上，沒有對艱難成長的中國工業社會造
成破坏性沖擊。這是毛的功績呢，還是一個難以原諒的過失？
下面該輪到鄧小平了，他怎樣對待中國的農民？
鄧小平的方案：釋放農民的力量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因言行不當而被赶下了台，但他給中央
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封號“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卻一直被沿用下來。西方公眾
對鄧頭上的這頂桂冠頗不以為然，因為它与毛澤東的那頂“舵手”的帽子一樣，都有阿諛
奉承之嫌。而且，從政治決策的角度看，把某种帶有絕對權威性質的東西加之于一個人身
上，既不科學也不明智。鄧是個英明的政治領袖，但也是個８０多歲的老人了。
實際上。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決定實行他的第一項改革措施──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系
產量的承包制時，他的改革思想是非常朴實和本分的。他的思想是：
ａ．守住毛澤東的遺產， 只對那些必須改變的東西加以認識并改革， 也就是“不沖
擊毛澤東所作的一切”；
ｂ．中國的改革不是來自政治家的恩賜，不是來自知識分子的智慧良知，而是被飢餓
逼迫的；（也即毛思想的窮則思變）
ｃ．把政治問題變成經濟問題來解決，不被馬克思、列宁或毛規定的原則或教條束縛
糾纏。
鄧的這几條改革“宣言”几乎可以成為人類一切有志于改革者的盛典。同時，有時所
有政治家可以借鑒參照的最充滿智慧因而又是最狡猾最強硬的政治謀略佳作。
鄧絕不妥協，他公然宣布要改變毛澤東的一些東西；但是又絕不傷害許許多多忠實的
共產党員的情感（中國整整兩代人固有的毛澤東情結），不是改革處在大多數人的攻擊下
而遭致失敗。而改革的起步點或突破口，又選定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飢餓”問題，這或
許是一個借口，但以次為口實則改革的确可以在人民的擁護下在反對派啞口的情況下開始
。
對于西方各國的政治家來說，鄧所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把政治問題變成經濟問題
來解決”的真正唯物主義策略，避開“主義”和“階級”的爭論，讓事實最終選定社會應
有的主義，選定真正的主人。
這是中國目前唯一可選用的道路，也是西方日夜盼望的，中國最終建立起科學合理的
決策体制的一個中間站或台階。
農民的力量無疑是一把雙刃寶劍，它技能用來擊中目標，也會傷害到自己。鄧小平的
“被飢餓逼迫”出來的改革政策，顯然對此并沒有充足的思想准備。預想中的在堅持毛的
大部分政策的前提下進行改革，雖然充滿著智慧但卻并不實際。毛的中國農村政策完全是
一個緊密聯結著的整体，一根鋼筋的抽動都會引發整体結构的松垮。企圖由毛的一部分政
策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和發展問題，這种一廂情愿的幼稚想法完全把問題簡單化了。毛澤東
留下的是一座完整的大廈，而不是一座用枝條搭就的小屋。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了這一步，
使鄧面臨著一個嚴峻而又痛苦的選擇：要么全盤繼承，要么徹底否定。似乎沒有從兩盤菜
里挑撿出一些的余地。
鄧非常清楚問題的嚴重性。他說：“我是毛澤東的同代人。”同代人之間在基本方面
是共通的，推翻毛澤東的問題只能留給后代人去做了。但是，他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
“摸著石頭過河”，試著找出第三條路來。
鄧的兩名最倚重的部下趙紫陽和万里率先在中國西部的四川省和東部的安徽省進行了
未經中央討論批准的反飢餓試驗。雖然未經批准，但相距兩千公里的這兩個省份的試驗都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法進行。暗示者他們有著共同的后台或幕后策划者，這個
人物后來被証實是“設計師”鄧小平。
鄧是政治家中那种頑石辦堅硬的厲害角色。你既無法拉攏他，又不能壓服他。在中共
党內，默不作聲、先斬后奏、不過多進行理論爭辯和是非爭吵以及膽大妄為，使鄧一向的
工作作風。他在挑選寵物貓時從不注意貓的皮毛顏色及血統，而只重視貓的嗅覺和牙齒的
尖利程度。對于鄧的這种務實、功利、強橫作風，已故毛澤東常常感到無可奈何，只是深
知其人地感嘆說：“他歷來如此，總是老一套。”
四川和安徽的試驗獲得了預想的成功，但是也引起了農民和城市階層在認識上的對立
。
中國農民的反應迅速、強烈并且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他們立即把鄧小平認作了自己
的政治領袖，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鄧青天。這個綽號的政治意圖是再明顯不過了：只
有鄧掌握了國家的權力，這個國家的天空才會陽光普照。（這個綽號与毛澤東是“紅太陽
”的美譽在漢語的意義上完全相同，但是后者是農民在建國初始時對毛的稱譽，以后農民
并不真心地這樣看待毛澤東了。）
与此同時，另一個意味深遠的政治性民謠迅速在全國農村傳播：“要吃糧，找紫陽，
要吃米，找万里”。民謠如果翻譯成美國式的競選語言就是：你們要吃飽肚子嗎？請投趙
紫陽和万里的票！
根据中國的史書記載，任何王朝在崩潰前都有民謠去顯示征兆。民謠傳播的速度和廣
度等于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數字結果。農民強烈要求鄧和趙紫陽、万里這一批試行動搖舊体
制的人掌握國家權力，從而為農民的解放開辟道路。毛澤東曾有一句名言：壓迫最深，反
抗最烈。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農民是最落后的一個階層，只是由于３０年的飢餓政策，
使農民成為了中國政治改革和經濟体制改革的最初始的支持者和推動者。農民的呼吁，完
全是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一种原始萌動。
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卻對此憂心忡忡。他們一方面承認農村的新制度的确是糧食有了增
長，另一方面又很敏感地看到這种試驗對既定秩序的破坏性沖擊。一位老資格的退役將軍
流著眼淚說：“我打了一輩子仗，九死一生，就為的是社會主義。我知道社會主義這面大
旗上只寫著兩行字：公有制、共同富裕！”另有許多人指斥鄧“不要社會主義”，攻擊趙
紫陽是“自毀万里長城”。
鄧立即進行了反擊，他說，應該允許一部分人現富裕起來。他并且解釋說，這樣做實
際上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步驟，可以帶動整体的富裕。
鄧在此是絕不會想到，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和理論，恰恰是整座長城倒塌的
開始。鄧是否將過共產党員應帶頭富裕的話，我們無從查証了。但是，作為一個老共產党
員，他對農村党的隊伍的純洁性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怀疑，面對改革過程中農村基層党員可
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沒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則是肯定的。
農村自全面實行了承包制以后，被釋放出來的農民的力量開始分流，從兩個方面開始
了對“長城”的沖擊。
破坏生產力。
農民在改革初始表現出了巨大的熱情，如同當年分地主的土地是一樣興高采烈。但是
他們同時也存在著很深的顧慮：共產党的這种政策能持續很久嗎？為了造成既成事實，也
為了迅速拿到現實的利益，許多地區的農民連夜對公有財產進行了毀滅性的瓜分。其中最
嚴重的是對山林的砍伐。農民將分配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賣掉，當錢票子揣進自己的衣
兜里以后才放下心來。
原始的平均主義公正觀念和短見淺識隨處可見。官方通訊社的一位記者曾描述他親眼
看到的一幕：一個生產隊的耕牛太少無法平均分配，引起爭吵。隊長接受了村民的建議，
將耕牛殺死，把肉煮熟后平均分配給全体村民，又把牛皮和內臟換來酒。當夜，全生產隊
的人歡宴慶賀舊時代的結束。
另一個例子更壯烈更荒唐。為了不讓村干部獲得有利可圖的机械磨房的承包權，几個
青年農民趁夜暗用炸藥將磨房連同設備炸得粉碎。他們在村民中成為有正義感的英雄。
在新政策被強制推行的過程中，受損害最大的是大型農業机械設備和水利設施。由于
田地被分割成無數塊界線分明的小地塊，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中國在２０
多年里建立起的几万個机耕站在一兩年內全部癱瘓，其中屬國家所有的大馬力履帶式拖拉
机和收割机几乎全數鏽蝕成廢鐵。灌溉与排水設施也因沒有必要的勞力投放而損失慘重。
１９９０年華東地區的洪水災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排水系統的人為性損坏而加大了災
害的損失的。
一般認為，中國農村從１９７８年開始的這場為吃飽肚子而進行的革命使中國農業的
技術水平倒退了１０年左右。這种倒退對中國農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中國人多地少
的實際狀況使得農業技術裝備成為一种可有可無的奢侈品。事實上，經過改革，農業的糧
食總產有了提高，農民的吃糧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更重要的事，生產隊解体，使農民獲
得了勞動自由和人身自由。
這种倒退對中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對農民的有效管理卻是致命的。
８０年代中期，當中國政府著手建設第二條縱貫南北的鐵路干線時，預算的總投資額
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這條鐵路開工施工時，總概算又提高了
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鐵路通車時，實際投入的資金總量肯定還會有更大幅度的增長。建設
費用急速增長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原材料漲价；二是征用農民的承
包土地是農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費用增長的農業因素和工業因素加以比較的話，盡管工
業因素的變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會給政府造成摧毀性后果；而農民漫
無節制地提高地价則象一個無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項對全民有利可圖的建設計划都將因農
民的難以對付而顯得困難重重、難以舉步。僅此一個因素計算的結果是，該條鐵路線如果
早開工１０年，費用僅為現在的２５％。這筆錢，原本可以修４條同樣的鐵路！
另一個例子更有趣。中國農村中有首富村出現在深圳附近。這個村的農民將土地出賣
以后又將地款進行了獲利极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擁有的資金兩早已超過法國農民的富
裕水平。
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喪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設的條件。農民已經坐在了談判桌上
，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數字的地价；他們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樹枝，想你要賠償“森林被
毀”的款項。
因此，有了另一個思路：如果讓農民再飢餓几年呢？
多米諾骨牌效應。
中國以為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書記在報紙上撰文說：中國的農民純朴、本分，他們唯
一的要求是吃飽肚子和耕作自由。
他錯了，因為他不了解農民。中國的農民雖然老實馴順（被毛澤東禁錮在土地上達３
０年之久而居然沒有發生大規模流亡和起義，足以証明這一點），但是當他們的肚子吃飽
以后，他們肯定會不停頓地提出下一個要求。而且這种要求已經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
它將是發展的欲望。發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經濟學上稱為創造財富的本能；社會學則
稱之為人的完善和价值實現；心理學上的原因是貪婪）。順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學教授說，生存問題是一個瓶頸，當為生存而奮斗掙扎時魔鬼是被制服
在瓶子中的。現在，瓶頸以被突破，魔鬼已經放了出來，你還能讓它回去嗎？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農民還是農民的貪婪和創造財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体一些。他說：農村實行承包制，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了
。
他們的憂慮和警告絕不是多余的。中國農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實行的低糧价
政策，使農民在獲得簡單溫飽以后立即就沖向了下一個目標。下一個目標已經不在農田上
了，它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那就是金錢和机會。而走出農田的也不僅僅是
剩余的農業勞動力，而是農村全体成員的整体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資源都被用來向社會
討索財富。這些資源包括：農田、勞動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膽大妄為、人口及
女人的身体。
發財致富的可能性廣泛地存在，各种邪惡的職業都有可能使人迅速發財。從四川拐帶
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東出售，可獲利５００多美元，一個男童的售价則高達６００
多美元。在廣東從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鄉同齡女子一年的勞作報酬。
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國大城市中發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現象，城市中的中
小企業分邀請農民進城承包。是因為農民的經營能力高于城里人嗎？不，農民膽大而愚莽
，只有他們才敢于放手行賄、走私、造假、貪污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中國的報紙曾
一度裝傻充愣地討論這一問題：農民承包企業為什么成功率高？原因在哪里？
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傳統的毛澤東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識開始被
打破， 政府固守的防線也一步一步后退。 地方政府不斷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
央則不得不為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做出讓步。中國的經濟体制改革，實際上就是這樣搞起來
的。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一看，毛澤東的遺產到底還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鄧
小平一再強調的要在四個方面堅持不退，究竟堅持住了多少呢？
這或許就是鄧的用經濟問題的解決來帶動政治問題的解決？
令人憂慮的政治。
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帶來了政治上的重重憂患，中國今天的政治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
，較之毛澤東的時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Ａ．流民潮
一億多農民沖出農田，但真正在城市社會站穩腳跟并發了財的畢竟是极少數的幸運者
，絕大多數農民仍在不斷流動尋找机遇。
１９９０年春節后《人民日報》曾報道說，因外出尋求做工掙錢的机會而滯留在廣州
和上海火車站的農民各達數十万。報紙配發了一幀照片：青年農民、他的妻子、老母親及
一個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車站的露天廣場。天下著雨，全家2t縮在一柄雨傘下。其情其境令
人不胜唏噓。
這家中共中央机關報號召農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這种號召顯得蒼白無力而且無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掙錢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會的一個火藥筒。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處于一种盲動的
狀態下，由于相互間的情緒共振作用，可以毫無理由地使每一個分子都產生強烈的被瘧心
理和報复欲望，每一個分子的這种情緒有共同形成一种強大的破坏力，隨時可能爆發為一
場沒有首領沒有目標的死亡性運動。在此時，任何一個低級謠言都能指引這支盲動的巨大
力量沖向一個無辜的目標。所以此時，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權威的思想和信念都
极易植根于人的意識深處，一個极端的反社會的党派往往在這時才能抓獲它的基本群眾。
而在這以后，反社會的心理將長久地影響曾一度處于流民潮的每一個人。
誰發財誰光榮一度成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號。在這一思想的號召和支配下，
以及在其他經濟因素的促成和推動下，流民潮的現象在中國將比較長時期地存在下去，事
實上，各大中城市流動的農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數十万人左右。一旦他們在城市的臨時工作
因為經濟周期性波動而失去時，無業的几十万人及不斷涌入的后續者將使城市不堪重負。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均有一個農民大規模入城問題，而且都在這個問題上發生
了諸多麻煩和事端，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和無法醫治的后遺症。中國的流民問題由于以下三
個因素而變得格外凶險，或者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社會如果再一次發生大的動蕩，無業的
農民一定是動蕩的積极參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這些因素是：農民的龐大數量与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不成比例，除個別城市外，現在
不是城市經濟需要吸引農民勞動力而使農民勞動力需要擠入城市；農民的綜合素質遠遠達
不到城市經濟生活對他們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經濟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為自己的体現物
的，因此，農民与法律的沖突將极其激烈、經常；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
与經濟增長速度持平，而与農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极大反差。因此，農民在進城伊始就會產
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這种心理不僅妨礙他們逐漸成為城市人而且會以犯罪
的形式表現出來。
中國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決流民問題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導又無方。而對于外
出做工的農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鬧事（
指爆發社會運動）即動用軍警予以鎮壓。但是，這些鬧事者屆時肯定會喊出些純政治或純
經濟的口號，會以政治目標形成騷動的凝聚點，（因為中國還有几百万青年知識分子）。
政府對他們的鎮壓，不怕引起國際社會的干預和抗議嗎？
Ｂ．犯罪潮
目前全世界都處在一個犯罪高發期。犯罪作為一种社會問題，由于它的類別不同而反
映了不同的社會運作狀態。有些犯罪是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不可避免的產物；有些犯罪
是社會經濟發生階段性變遷時的標志物；有些犯罪則明确表示了社會內部存在著尖銳而無
解的矛盾。
由于中國官方沒有公開過有關的統計數字，現在很難确定農民犯罪在中國全部刑事犯
罪案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對北京街市上公開銷售的１０种法制報刊在一個月內所登載的
全部案例進行統計，罪犯的職業為農民者竟占全部罪犯人數的７０％以上。据此可以認為
，農民犯罪已經成了中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世界各國在出現農民進城熱的初期和中期階段，從未發生過農民將犯罪意識和行為大
規模帶入城市的現象，他們往往是犯罪活動的針對者和受害者。以犯罪為進城活動的方式
和目的，這是中國農民進城熱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個事實。
從類別上區分犯罪，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凡是通過加強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發案率
降低并且不具有輿論支持背景的犯罪，可歸入普通型犯罪。這類犯罪無論其慘酷程度或危
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會生活中的一种難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響社會的正常生活
和發展。例如，中國湖南已開始出現受雇佣殺人的職業殺手，情況雖然讓人心惊肉跳但仍
可看作正常社會現象。當然，如果操此業者日多且已成為一种信息暢通生意繁忙的行當，
則會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恐怖。但這只是說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說明其他。
中國農民犯罪中劫持人質勒索財物的罪例明顯偏高。這類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記錄并
且經驗不足，無論受害者家屬是否報警，罪犯通常是將被劫持人質殺死甚至是殺死以后在
輕松地勒索財物。這种非職業犯罪手法反映出這种犯罪目前在中國仍屬初起階段。華人注
重家庭親情，隨著一個比較富裕的企業主階層的出現，針對他們的綁架勒索案還將逐漸增
多。但是，這類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會問題。
拐騙販賣人口特別是販賣婦女在中國農村地區有泛濫成災的趨勢，甚至有城市大學女
生被騙至偏僻農村強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這類罪行雖然令人發指，猖獗泛
濫，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會治安网絡疏寬所致。有些農村的鄉村干
部協助看守被拐騙來的婦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動，也可看作是舊的社會風俗及
落后道德的反映，對社會文明的威脅雖然很大，但与社會的政治性動蕩無關。
值得關注的是另一類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礎和相當程度的道德輿論支持的成
年性職業犯罪。西方的社會學界將這种類型犯罪稱為心動式社會犯罪，哪怕僅出現一例也
反映了社會的心臟雜音，非進行社會政策的調整無法根除。當這類犯罪活動能夠在一定的
自然結构的人群中自由地無顧忌地談論時，它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即可以認為是達到了危机
點。
中國西南各省鐵路沿線已出現專搞搶劫鐵路貨運物資為生的群体性農民。在一次對某
村庄搜查時，几乎家家都儲存著被搶的物資。如果按照中國法律對那些有贓証的農民家庭
的成年男性進行起訴，該村將成為“寡婦村”。
搶劫鐵路者自稱“游擊隊”，他們与法律的對抗也采取游擊方式。當軍警加強控制時
，活動次數減少，鐵路運輸相對安全；風頭一過，搶勢猛漲，有些貨物每行駛１０００公
里損失率高達５％。
對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無能為力。在農民企業家群体中行賄、逃稅、貪污、走
私及造售假貨等重大犯罪行為不僅极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認可、支持。他們甚至可以
公開談論自己的上述犯罪行為而不在乎會被指控和檢舉，事實上法律對這些人也很少能夠
依法制裁。极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報竟能夠公開討論“能否對犯罪的農民企業家
免于起訴使其戴罪立功”的問題。中共在經濟剛起步時有急于見成效的功利傾向這是可以
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賄者而卻能容忍這些社會敵人的存在并公開活動，
卻是非常令人不解的。這或許由于他們的短視，或許他們認為這些犯罪是經濟發展所必需
的。當一個執政党把社會犯罪看作是發展經濟的環節和工具時，這個党就正在對自己的社
會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國社會中，上述犯罪行為已有蔓延趨勢。
《中國旅游報》有一片介紹“京城溫州村”的消息。消息說南方溫州的農民到北京市
經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區的几個居民點里，因這些人多為農民，故京城人將這些聚居區稱為
“溫州村”。消息說，在溫州村針對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發生兩起。搶劫者也是來自溫州
的農民，他們結成幫伙，并制訂出明确的“生產計划”──不搶夠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
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鏢保護自己或結伙自保，家家備有木棍鐵器。“階級斗爭”在這樣
一些農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為京城的一個景觀。
在改革初始時，鄧小平曾輕松地說：門窗打開了，流進新鮮空气，進來一兩支蒼蠅又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國犯罪潮的出現，不是外來的蒼蠅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
點小點綴。當土匪公開在火車客車廂內公開洗劫時，當武裝農民將長途車乘客洗劫一空時
，當通訊電纜和民用變壓器被公然盜走時，這個國家的社會性大危机已經顯露出了端倪。
Ｃ．農村基層政權的瓦解趨勢
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由共產党的基層支部和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村長）這兩根支柱
共同支撐。因為已不再實行對農民的思想教育，在農村以言論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審判
活動也已中止，所以共產党基層支部的權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許多地區，這些支部已名
存實亡，很難再起到管束農民的作用。
村委會（村長）因為一方面負責公糧和雜項稅費的征集，一方面又負責政府方面對緊
缺農用物資的發放，所以曾被認為是有利可圖的一种權力。各种力量爭奪的結果，往往采
取輪流擔任或選舉誠實厚道者擔任。隨著農用物資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場化，農民對政府的
依賴性正在減少，村長的職位和權力已顯得無關緊要。農民在農村的生產活動為超自由狀
態，村長賴以強制農民服從的唯一手段即憑借鄉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門的支持對農民進行經
濟處罰。在農村，村民集体武裝對抗上級處罰的事件屢屢發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
庄農民私設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動軍警包圍村庄追索凶犯，而農民則
与軍警發生對立。
最危險的情況則是，農民一旦离開田土進入市場，离開他的戶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
切行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會的聯系完全處于任意和自由狀態。中國尚不存在（對農民的
）社會福利保障系統，离開胡基地的農民除了在發生犯罪行為被追緝的情況下不再与政府
和政權机构發生關聯。這种情況，既是農民或農民企業家無視法律輕易犯罪的一個原因，
又是在社會動蕩時農民卷入大規模騷動的一個潛在原因。無聯系、無管束即無恐懼。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經遭致各民主國家的激烈批評。但是這种制度畢竟
對近８億中國農民進行了有效的管理。當這种制度隨著生產責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漸
喪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須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沒有被及時設
計出來。對這樣一個人群──規模巨大而松散、處于貧困、不平和急于發財的心態、教育
不足的中國農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將是社會的巨大隱患。
在任何一种類型的社會中，社會的各种力量都不會自然地合諧与合作。西方國家對中
國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評常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誰都未能有效實行的制度
強加于中國身上，而中國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負擔，這等于進行一場誰都不
必負責任的社會空想試驗。我們說中國農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況下的這個群体
的盲目激動狀態。
１９８９年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還會出現的類似事件，在一個代表自由經
濟的真正的反對党出現以前，其性質和陣線講師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結果將是導致中
國社會的崩潰和無政府。我們有充分証据証明，北京事件中与軍警激烈對抗的市民聯合陣
線的組成成分是极端多樣化的。既有要求進行激進改革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少數青年
領袖；又有害怕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舊秩序的工人和國家干部；還有根本沒有政治目標
，只要求打爛一切秩序并借机發泄無名的憤世之火的游蕩農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權威運動
的天然參加者──青年學生。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狀態的力量卻在這個夏季形成合力与
政府為難，准确地表明在這個１２億人口的國家存在著危險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一個無政
府、無權威因而是無秩序的中國，將把全亞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場災難。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复雜系統，管理和權威是這個系統得以維系并生存運轉下去的
基本環節。對這個复雜系統的管理，不是技術或技巧經驗的問題，而是一种純粹意義上的
交換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雙方的給予、回報、放棄之間的整体均衡。我給予你自主地創
造財富的自由，你必須以財富的形式回報國家；我放棄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須放棄無
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為。
鄧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出于對自己兩次被獨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經歷和感受，
在一段時間內不遺余力地鼓吹必須進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設。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
，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經濟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為此，他連續挑選了
兩位力主實行政治寬松政策的官員擔任中共總書記。但是，隨著改革的實際進行，多米諾
骨牌一張接一張地倒塌，經濟管理權的放棄終于引來了政治的自由化呼聲，中央權威受到
削弱，鄧的態度不得不變得嚴厲起來。在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導下的法制建設和民主制
度的嘗試，其管理目標都明确地指向了一點，即國家生活的穩定的秩序。發自中央政府的
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層管理网絡的削弱而變得強硬起來。至于這种補償是否有利于社
會的發展，是否真正實現了管理平衡，中國社會的方方面的現實都在做出証實：一方面是
經濟連續十年高速度增長；一方面是針對經濟的和針對社會的大量犯罪現象的存在；同時
，通貨膨脹、泡沫經濟、技術停滯等惡性經濟腫痛也在生成。
這些事實預測者中國最高決策層的兩個決策動向：一，受到經濟高速增長的鼓勵，繼
續實行以下放中央管理權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二，在受到社會秩序瓦解和財政崩潰的威脅
時，將重新拾起被過去年代証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共產党傳統的思想威懾和意
識形態專政。現任党的總書記江澤民的施政綱領──１９９０年的“７‧１講話”即表明
了這种傾向。
西方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比較傾向于預測中國政府的國內政策將在今后的兩三年內
開始向右轉向。這不是對外國干預的一种机械式反饋，而是出于對本國經濟病態現象的一
种積极對應措施。美國《時代》發表了經濟學家詹姆斯‧沃爾什的文章說：中國“新的繁
榮現象有一大部分是虛假的，信貸、物价和貨幣供應量都已失控”（１９９３．２．２２
《時代》）。而日本的專家則分析說，相當大的一部分美元資本投入了中國是受到了那里
的法外暴利的吸引。當中國政府終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義、官員的貪圖賄
賂和初始泡沫經濟也成了投資環境的“有利”成份時，當它預感到經濟過熱、失控以及高
速度掩蓋下的低效益時，當這种虛假繁榮最終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時，它除了拿起過去的舊
武器之外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鄧對政治改革的熱情下降還因為另一個重要原因，即中國社會自把農民釋放出田土的
禁區以后發生了一個非常簡單然而是沒有預料到的變化。
建國３０年來，由于實行毛澤東的禁錮農民的政策，中國社會實際上分成了兩部分─
─具有相當文明程度的城市社會和閉塞、貧困、半文盲的農民群体。如果拋開農民不計，
僅從中國的城市社會的經濟、教育、生活質量和文化意識等几方面考察，這個社會已初步
具備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條件。如果僅在工業和商業范圍內進行資本主義經濟改造
，在几年之內酒會培養出一個工厂管理者和商人的階層。那么，社會的開明程度將由于這
個階層對政治權利的爭取而被推動并發展到另一個高層次。
這時，鄧完全有理由有條件進行他所熱衷的“制度”的改造和建設。
但是，中國社會畢竟是一個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兩倍的一個龐大的農民群体是一個
活生生的存在，你無法拋開他不計。而這個群体一旦沖出閘門与城市社會混同為一体時，
這個整体社會的人群素質就比單獨的城市社會下降了几個層次，而這种低素質的人群才是
中國社會的真實內容。
在社會分隔被打破以后，原來針對單獨城市人群設計的政治方案立即就暴露出它的不
合時宜和脫离實際的色彩。這就如同在知識分子的文藝沙龍里你可以整夜地演奏貝多芬和
柴柯夫斯基，而在体育館里舉行的音樂會上你必須聲嘶力竭地唱那些低級的流行歌曲。凡
是不能适時改變自己演唱曲目的那些政治家，如兩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都
不是合适的歌手，只好下台去了。
中國的政治家和國際社會的政治家，領導或干預中國，對必須真正地了解中國的農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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